红学的悲哀和悲哀的红学人

霍国玲、紫军先生的《红楼解梦第七集－－解析秦可卿》一书有三篇评论文章，批评红学界领导人的错误，看了以后，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可以说是感触颇多，总想一吐为快，不说出来，这心里憋得慌。于是就写下了这篇读后感。

我本是一个红外之人，自称"山外客"，本不应该对红学界的问题说三道四。但是既然已经走进了红学的大门，有些话该说不说也不对。不说就是不负责任，说了对红学有利。我是在《红楼解梦》的指引下走进红学大门的。以前总认为，红学是多么深奥的学问，红学家是多么神圣和不简单的人。然而，当我走进红学大门所看到的景象时，却让我大失所望，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崇高和神秘。一方面，《红楼梦》问世200多年了，人们也研究了200多年。但时至今日，连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搞搞清楚。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级的红学会的新老领导人，长期以来，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唯我独尊，顽固坚持几十年前的落后的学术思想，打着维护"学问品格"和"学术规范"的幌子，肆无忌惮地排斥、打击、围剿、群殴、乃至封杀其他先进学术思想；破坏"双百"方针，拒绝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甚至分不清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分不清学术与文学之间的区别，分不清评论与考证之间的区别，不知道索隐属于学术。而广大的红学人还要在他们错误的领导下进行研究，却很少见有人对这种常识性的错误给予必要的批评。这难道还不是红学人的悲哀吗？

红学界领导人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而是带有重大原则性的错误，是一种有关红学研究的方向性、导向性的错误，是一种关系着红学事业健康和谐发展的政策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错误！

为了使那些还没有看到《红楼解梦》第七集的红学网友们全面了解红学界领导人的错误，我把"解梦"的主要观点简要概述如下，仅供网友们参考。

1、冯其庸先生在他的"做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一文中的错误：（1）说刘心武的"秦学"不属于学术，而是"红外乱谈"、"信口乱说"。（2）说刘心武的电视讲座是"社会问题"。（3）说"丰润说"是为了"商业炒作"。（4）说《红楼解梦》是"哗众取宠"，"闹了一阵，现在也都拆穿了"。（5）说中央电视台播放刘心武的讲座是"胡闹"。（6）说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毫无意义"，是"妄猜"。（7）大力赞赏有很大局限性的胡适考证方法，而始终拒绝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 （8）文风不正，品格低下。全文充满居高临下的学霸口气，大量使用非学术语言，甚至破口大骂。

2、张庆善先生的错误：（1）分不清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他把"实事求是"和"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混为一谈。一会儿说"以胡适之为代表的新红学考据派的考证是非常有效的科学方法"，"正统的红学研究方法，是言出必有据的考证"，一会儿又说他的老师讲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非常严谨的，一会儿又说"学术规范就是实事求是"。（2）分不清学术和文学之间的区别。他说刘心武的"红楼研究是学术小说"，并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体裁"。（3）不知道"索隐"属于学术。他说"但索隐而衍生的想象、误读，如何为'家'？"他把刘心武的研究泛泛说成"索隐"，并公然干预这种"索隐"，否定"索隐"属于学术，否定索隐派属于"百家"中的一"家"，甚至将"索隐"完全排除出红学范围。（4）分不清评论和考证的区别。1954年以后，评论派成为中国红坛的主流。红学界领导人都认为，只有小说评论才是"正途"。而他却说"正统的红学研究方法，是'言出必有据'的考证"，"言出必有据的考证方法也成为红学研究主流，这也成了研究者能否登堂入室的学术标准。"（5）不知道"做学问"是"很个人的"。张庆善批评刘心武说"这个解读是很个人的，这并不是做学问"。做学问就是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都是"很个人的"。这是个基本常识问题。

3、红学界领导人的其他错误：（1）顽固坚持几十年前陈旧的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对象落后。仍然坚持以一百二十回程高伪本系统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二是研究方法落后。照搬西方文学理论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和照搬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考证方法，始终拒绝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2）以维护"学术规范"为借口，围剿、封杀、群殴先进学术观点和学术派别，推行自己落后的学术思想，对抗党的"双百"方针，阻碍红学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红学界领导人已经成为落后学术思想的总代表。

在我刚刚踏进红学大门不久的2004年，我就针对红学界存在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山外人看红学"，一篇是"红学研究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见红楼艺苑网"百家争鸣"栏目）我提出，1、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红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2、要正确对待学术权威和正确对待"小人物"。3、学术研究最好少一些权力干预和政治干预。4、要保护少数人的意见。5、学术研究不应该论资排辈。6、学术研究要讲学术道德，树立良好学风。同时提出，《红楼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客观事物，要真正认识它，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研究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知识面要宽，要有悟性。要具备研究《红楼梦》所必需的文学、历史、哲学、逻辑、宗教、语言文字、民风民俗、方言俗语等多方面的知识。现在看来，这种要求并不算高，而是一些最基本的要求。不具备这些最基本的要求，就根本解读不了《红楼梦》。实践已经证明，红学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大都与这个基本要求密切相关。一般的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小人物是如此，红学界的大人物更是如此。

回顾整个红学史，人们没有真正认识《红楼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索隐派是如此，考证派自传说是如此，评论派也是如此。

索隐派的"笨伯猜谜"、"附会大家"的错误方法已被大家所熟知。他们的主观猜测和简单附会的实质就是严重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考证派自传说的研究方法是"简单附会"。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简单化的特点。把复杂的客观事物作简单化处理，同样是一种严重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如果从1954年算起，评论派的历史也有半个世纪了。但时至今日，他们不仅一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还在变本加厉地维护这种错误，并以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和错误的研究方法在指导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红学研究事业！这难道还不是红学的悲哀和红学人的悲哀吗？关于评论派的错误，我曾在"反观红学界'批刘'大战"（刘：指刘心武）一文中作了简要归纳，现作补充说明如下：

1、指导思想的错误。评论派设置研究"禁区"，划分学术范围，属于思想不解放；全盘否定索隐派和考证派自传说，全盘否定《红楼解梦》和刘心武的"秦学"，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不关注红学理论前沿，对红学新观点、新理论、新学派不研究、不支持、不做评，一概否定，全盘否定，即不是与时俱进。因此说，评论派及其领导人严重背离了党的思想路线。

2、研究对象的错误。《红楼梦》有两个版本系统，已有专家论证出，戚序本《石头记》是最符合作者本意的版本。只有以戚序本《石头记》为研究对象，才是最符合客观实际的，才能得出最符合作者本意的研究结论来。评论派以一百二十回高鹗续本《红楼梦》（伪本）为研究对象，不可能得出符合作者本意的研究结论来。

3、研究方法的错误。评论派先是照搬西方文学理论的教条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后来又照搬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考证方法来研究，始终拒绝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

4、思维方式的错误。《红楼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客观事物，作者说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来敷衍故事。批者说要"研究再三再四"，才能理解。评论派执意要做那个"痴弟子"和"腐儒"，只把《红楼梦》当做小说来读。这种思维方式叫做简单思维或直线思维。而解析《红楼梦》需要创新思维。评论派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简单思维、错误推论、权威定势、多数定势的负面影响太重，一直缺乏创新意识。（可参考《红楼解梦》第七集前言或红楼艺苑网"百家争鸣"栏目）

5、思维逻辑的错误。评论派对《红楼梦》中的"谜"和"隐"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固执地坚持"《红楼梦》就是纯粹的小说"的错误判断，不仅严重脱离了《红楼梦》的客观实际，而且是思维逻辑的严重混乱。这种思维逻辑错误，集中表现在新老红学会长的身上。如冯其庸说，"丰润说"是"商业炒作"；《红楼解梦》是"哗众取宠"；刘心武的"秦学"是"红外乱谈"，"信口乱说"，不是"红学"，不是"学问"；刘心武的"秦学"上中央电视台"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张庆善也说，胡适的考据方法"是非常有效的科学方法"；"正统的红学研究方法，是'言出必有据'的考证"；"言出必有据的考证方法也成为红学研究主流，这也成了研究者能否登堂入室的学术标准"；"学术规范就是实事求是"；学术规范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看！所有这些判断既不符合实际，又犯了逻辑判断不恰当或概念混乱、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6、研究结论的错误。评论派的研究结论是，"《红楼梦》不是史书、经书，不是等待破译的密码，红学应着眼于小说的艺术魅力的研究。"（1995年130位专家学者的"共识"）冯其庸先生说，"这样做是认真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决不是把它当作'清宫秘史'或者'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的社会内涵、思想内涵决不是'秘史'，这两者不能有丝毫混淆！"（2005年冯其庸访谈录"做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红楼梦》不是纯粹的小说，就是说，它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小说。《红楼解梦》认为，《红楼梦》是作者利用小说的艺术形式隐写的一部历史，一段清宫秘史。根据《红楼解梦》的结论，对照文学基本理论，我认为，《红楼梦》除了与其他文学作品具有相同的"共性"以外，还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包括：书名、作者、作品结构、作品内容、时代背景、写作目的、写作方法、思想倾向、社会影响、社会价值等十个方面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已经充分表明，《红楼梦》不是纯粹的小说。（参照红楼艺苑网"《红楼梦》的特殊性"和"一至五谈《红楼梦》不是纯粹的小说"）

7、红学史观的错误。评论派在对待红学史的态度上，犯了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他们全盘否定索隐派，全盘否定考证派自传说，认为他们是方向错误，一切皆错。"倒脏水连婴儿一起倒掉了"。即，评论派对索、考两派的否定，不是辩证的否定，而是彻底的否定。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唯物论，也不符合辩证法。客观地说，索隐派和考证派自传说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错误在于研究方法。而评论派的看法则正好相反。

8、对待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态度的错误。党的学术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切磋和证明，提倡同志式的、充分说理的批评和反批评。"（胡锦涛）而评论派完全背离了"双百"方针，实行的是学术垄断和红学霸权，对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实行围剿、封杀和群殴。只许评论派批评，不许被批评者反批评；不是同志式的和充分说理的批评，而是居高临下、不讲道理的、霸主式的谩骂、讽刺和贬斥。

9、学风不正，语言不洁。学术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有对和错、真理和错误之分，没有"胡说"一说。可是在评论派的批判、批评、评论文章中，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大都充斥着不洁的非学术的语言文字。比如，"胡说八道"，"异端邪说"，"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子虚乌有"，"无稽之谈"，"垃圾场的垃圾"， "走歪门邪道"，"满足某些人的猎奇心理"等。一个人或一个学派获得或没有获得真理，获得多少真理，与这个人的职务高低、身份尊卑、专业文理没有关系，与这个学派的人数多少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必要用什么"正统"，"正途"，"正道"，"正经"，"主流"，"规范"，"品格"，"道德"，"责任"来装潢门面，也没有必要贬斥别人是什么"误导"，"误读"，"误解"，"杂芜"，"垃圾"（现在不敢说"毒草"了）。是真理自会光彩夺目，是谬误必然黯淡无光。

索隐派和考证派自传说虽然被批判了，但是并没有被批倒，就在评论派一统天下的半个世纪中，索隐派还在不断地复活。特别是1989年出现的《红楼解梦》和2005年的刘心武的"秦学"，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红学热潮，激起了广大红学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和深度思考。这本身就是对评论派全盘否定索、考两派的一个讽刺。可是评论派并没有认真研究这一所谓的"反常"的现象，也没有进行必要的反思，从这一现象中悟出一点应该悟出的道理，反而变本加厉地维护自己的错误，围剿、封杀、群殴这些新观点、新理论、新学派。

实践已经证明，当评论派面对书中的"谜"和"隐"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红楼解梦》和刘心武的"秦学"的出现就是一种必然了。他们在对评论派进行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之后，肯定和继承了索隐派和考证派自传说的正确的研究方向，纠正了他们错误的研究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转了一圈，仿佛又回复到了索隐派。但是这种回复，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一次新的质变、已经进到了一个比较高一级的程度。

面对《红楼解梦》和刘心武的"秦学"，评论派又一次重复了自己的错误。 他们不假思索、不加分析地把二者统统归于索隐派一类，然后就是一顿劈头盖脸地批判！这种批判的实质是落后的学术思想批判比较先进的学术思想。正因如此，它不仅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被批判者的反批评，而且理所当然地暴露了自己的无知、浅薄、错误和顽固坚持错误的气急败坏的学霸嘴脸！

总之，200多年的红学研究，没有解析出《红楼梦》中的"真事隐"，这已经是一种悲哀，红学的悲哀！红学人不具备解析《红楼梦》的基本素养，红学界领导人不具备领导红学健康和谐发展的基本素养，这不仅加重了红学的悲哀，而且正是红学人自己的莫大悲哀！我建议红学会连续举办几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班，红学会领导人要带头进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说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或者分批分期地去中央党校和名牌大学的哲学系进修学习。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红学研究中的不同意见才会很快统一起来。我相信，红学界学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正确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之日，就是揭开《红楼梦》这个大"谜"之时！

后记：此文涉及红学与红学界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欢迎广大红友讨论和批评！

2007年5月25日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