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假语村言辩证
《红楼梦》作者在书中刻意交待：本书是用"假语村言"创作的。不论有多少红学家考证出书中有南京话、扬州话、苏州话、杭州话乃至湖南话的成分，但《红楼梦》创作使用的"假语村言"，基本成分就是北京话，应是毫无疑义的。《红楼梦》作者应该是一个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北京话的学者，乃至是一个可称为北京话语言大师的人，对此红学界应无太大异议。
没有异议不等于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红楼梦》创作使用的这种北京话既不同于今天的普通话，也同今天的北京方言有很大差异，倒是同今天的东北方言亲缘关系更近些。对于这个问题，红学大师、《〈红楼梦〉大辞典》主编周定一先生曾说过："我们在编撰这部辞典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这么个印象：似乎《红楼梦》用语跟东北话的关系远超过南京话，或者说曹雪芹时代北京话同东北话很难分清楚"。周定一先生关于《红楼梦》用语同东北话关系的论断的确是真知灼见，笔者在《〈红楼梦〉与东北方言》、《再论〈红楼梦〉与东北方言》等文章中对此也曾作过专门考证。
红学界好多学者为此振振有词地说，这正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铁证，因为曹雪芹祖上是从东北从龙入关的，本人又长期生活在北京，因此必然能熟练使用这种带有东北方言特征的北京话，并用这种特色语言创作了《红楼梦》。但问题是，如果《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用语就是曹雪芹时代的北京话，那么曹雪芹为什么要把自己熟练使用的这种优美语言称为"假语村言"？又为什么要用"假语村言"的谐音贾雨村创作出一个无良官僚的形象？
所谓"假语村言"，不外是说这是一种庸俗村陋的语言，其含义肯定不是褒扬而是贬抑。曹雪芹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北京的旗人子弟，为什么要对自己乃至整个旗人群体共同使用的这种语言痛下"假语村言"这样带有污辱性质的结论？"假语村言"与贾雨村的谐音关系在《红楼梦》书中是清楚的，明白无误的，曹雪芹作为一个自己就操"假语村言"的作家，对于自己倾注毕生精力创作的《红楼梦》，为什么刻意要用贾雨村的阴毒卑鄙官僚形象来象征自己使用的语言呢？难道曹雪芹刻意要用贾雨村来展示包括自己家族在内的操"假语村言"之当朝官僚的丑恶形象吗？
对于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的红学家们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曹雪芹和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根本就无法解释。他们评判红学研究正误的标准不是历史和文学的客观标准，而是以曹雪芹为依违的主观标准。用曹雪芹能解释《红楼梦》作者使用北京话进行创作，但用曹雪芹却无法解释《红楼梦》作者称此种语言为"假语村言"，称操此种语言者为贾雨村。既然用曹雪芹能解释前者，于是就为我所用，予以采纳；至于用曹雪芹不能解释后者，只好采取鸵鸟政策，语焉不详地含糊过去，使这个问题成为红学（严格说是曹学）诸多死结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死结。
其实，用曹雪芹来解释《红楼梦》"假语村言"现象是极为勉强且矛盾百出的。跳出胡适先生"大胆假设"的曹雪芹，回归到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的正途上去，《红楼梦》的"假语村言"现象并不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红楼梦》是一部小说，研究小说语言乃是《红楼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不能说此类研究是题外话。研究《红楼梦》的语言，仅仅拘泥于对书中人物情节的繁琐考证或索隐，以曹雪芹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是不可取的。在作品与作者的研究中，作品是本源的，第一性的。当发现曹雪芹与作品语言"假语村言"发生矛盾时，不应是作品服从曹雪芹，而只能是曹雪芹服从作品。这是不容争论的客观结论，舍此都是主观唯心的臆测。
红学研究应该跳出红学看红楼，立足红楼看红学，对作品本身的研究应该与民俗、宗教、语言、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以更宽阔的视野和更高的视角去解读书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研究《红楼梦》的"假语村言"，不能不研究北京话的形成演化历史；不能不研究《红楼梦》创作当时文人学者对北京话的心态。当你清楚了北京话的流变史之后，《红楼梦》的语言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这里面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矛盾和问题，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红楼梦》创作时期北京话并不是官话（标准话）
《红楼梦》创作使用的是北京话没有疑问，但好些红学家认为《红楼梦》语言就是清朝的官话，体现着清朝旗人的语言特点，却大有商榷之必要。现在，北京话基本上是"普通话"的基础，也就是全中国所有语言中最接近标准话的语言。但在中国的汉语言史上，把北京话定为标准话，并不是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事情。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标准话，远的不说，整个明朝和清朝前期，中国的标准话都是"中原雅音"，而不是北京话。正式把北京话定为全国的标准话，是从清朝乾隆十七年（1752）才开始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很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中国标准话的演变历史。
中国境内虽然方言众多，但自周朝以来，就有一种主导的语言。周秦时，这种主导语言叫做"雅言"，西汉时期则称作"通语"，到东汉则又将"洛语"（并非今天之洛阳话）则上升为官话，魏晋继东汉，仍以"洛语"为中原雅言。"五胡乱华"时，中原汉人纷纷南渡，晋室也迁至现在的南京，这些中原士族同时也把"洛语"带到了江淮一带，与当地土著的吴语产生交融从而形成了"南染吴越"的"金陵雅音"，也就是中国那个时代的官话。
隋唐的首都设在关中西安一带，故而华夏语言正朔再次北归。金陵音与长安音则形成南北两大正统音系，最终长安音占据了上风。日本人在六朝的时候就输入了南京的"吴音"，到唐朝时则重新把长安的"汉音"带回日本，有"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之说。唐末北方战火纷飞，大量中原居民南迁，经历五代，宋一统天下。因宋都在开封，所以开封音就成为宋元明三代学者所称之"宋音"、"雅言"或"中州音"。随后金灭北宋，南宋定都杭州，大量的中原人迁至杭州、南京、扬州一带。而南京、扬州一带作为吴语的北缘，则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中原音，并逐渐脱离吴语，慢慢形成了后来的"下江官话"（江淮官话）。
元朝国祚不到百年，朱元璋就"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汉族人建立的大明朝横空出世。经过宋末和元末长期战争摧残，明初中国的人口骤减且分布极度不平衡，于是朱元璋就从山西迁移大量人口至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从江南迁移大批民众至江淮，并从湖广向四川成建制调入人口，即所谓"湖广填四川"事件（明末张献忠屠蜀后，清廷曾再次搞"湖广填四川"）。此时环视中国，河洛早已不是当日那个河洛，齐鲁也早已不是当日那个齐鲁，燕赵更早就不是当日那个燕赵了。只剩下南京、扬州、镇江一带，才保留了一些相对纯正的中原人的血脉和语音。南京语音在六朝时期经歷了中原雅音和江南中古吴语的融合，当时形成的金陵雅音为全国标准音，并传播到周边国家。到明代，作为"再造华夏"的一个部分，朱元璋诏修《洪武正韵》，以南京话接近古中原雅音之故，故以南京音为标准音确立了汉语官方标准语。《洪武正韵》名义上以宋朝中原雅音为正，事实上是以当时南京一带的方言为基础，这就是明朝的官话。明朝的官话后来就形成了所谓的下江官话。
明成祖朱棣篡位迁都北京之后，从南京以及附近一带带去了一百三十多万人口，这就是明朝北京人的基础，他们主要居住在内城，而将原在内城居住的操北京话的居民迁出城外，因此当时北京人所操语言主要就是下江官话。另外，明朝的南京保留着与首都北京同样的建制，南京的周边被称为"南直隶"（即今日的江苏、上海和安徽）。因此整个明朝，中国的官话一直都是以南京的下江官话而不是北京话为正朔的，这在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书籍中可以得到清楚印证。
清朝入主北京之后，虽然旗人多操带有东北方言特点的北京话，但在清代前期（1368-1752）近百年时间里，南京官话仍是中国的官方语言，北京话并没有成为官方的标准话。《清史稿·职官志一》说，"世祖入关，因明遗制，自内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清代初年的鸿胪寺承袭明代朝廷的标准语音观念，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的"中原雅音"定为正音。这种状况直到乾隆十七年（1752）才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乾隆十七年，皇帝钦定用直隶音（辽东、幽燕官话的后裔）取代"中原雅音"，北京话才正式获得了鸿胪寺正音的地位。但此时它也只是清代的宫廷语音，还不是整个汉人的共同语音。《红楼梦》创作时期，即使按照当今主流红学界认定的曹雪芹于乾隆九年到十九年（1744-1754）创作计算吧，其间绝大部分时间北京话并不是官方语言。如果《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创作时期是在远比曹雪芹要早的清朝初年，其时北京话就更不是官话（标准话）了。
三．《红楼梦》使用的北京话与东北方言及下江官话的关系
《红楼梦》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基本属于北京话，但与东北方言和下江官话有很深的关系，其中很多词语在今天的东北话和南京话中还能找到痕迹。红学家们因此认定这是曹雪芹著作权的有力证据，因为曹家祖上是从东北入关的旗人，又长期在南京居住，所以曹雪芹语言中必然夹杂着东北话和南京话。其实这是完全说不通的，曹家从龙入关到曹雪芹已历四世，曹雪芹本人从小就在北京长大，应不熟悉南京话，更难以说其熟悉东北话。《红楼梦》的语言特色未必一定同曹雪芹身世相关，倒是同当时的北京话特点相关。换句话说，当时任何一个熟悉北京话的作家，其作品中的北京话都可能夹杂着东北话和南京话。
北京作为都城起始于西周分封燕国，当时北京居民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东胡语支。后来由于黄帝分封于蓟，北京开始操天水的陇中方言（黄帝语言）。西周建立后，分封宗室于燕，燕逐渐强大，东胡人大部分被驱逐，北京开始操宝鸡的关中方言（周族语言，与炎帝语言类似）。此后，北京也一直是汉族、蒙古语族诸民族（乌桓、鲜卑、契丹）杂居，于是北京官话的东胡烙印逐渐显现，关中色彩则逐渐淡化。
辽金元时代，大量少数民族以北京作为首都并驻兵移民，前后时间长达四百三十年。在此一漫长的时期中，汉语北京官话加深了与阿尔泰语系的接触，并加强了与东北官话的联系，与汉语中原官话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开来。到了元朝，处于开放环境中的北京官话发展迅速，成为方言内部分歧最小，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古音最少的汉语方言，时称元大都话。这就是现代北京官话的源头。此后，随着元明清三代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到了清代中叶，终于使北京语音全面取代了中原雅音，雄踞于汉语标准音地位。"五四"运动，把白话文的传播和北京语音的推广结合起来，白话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中的地位，书面上和口头上初步统一的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北京语音）基本形成。民国时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叫"普通话"。
北京话与东北话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战国以后，就有大量燕国华夏人移民东北。永嘉乱后，北京汉民大量移居东北。五代十国时期和随后的辽代，契丹人掳掠大量的东北人入关，这些东北人到北京后学说的北京官话，奠定了后来东北官话发展的基础。1122年金兵占领北京，把北京城里三十万契丹人全部掳掠到东北，这些北京人与辽代先期到来的北京人一起，使得东北官话开始在东北广袤的大地上形成。从现在东北话的地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热河（河北北部承德一带），内蒙古东四盟，吉林黑龙江两省和辽宁北部，这一区域正是辽代契丹人的生活地区，由此也可以证明东北官话形成于辽金时期。今天的东北话由于辽金元时期，北京与东北同处一国，联系密切，而与中原汉语沟通不多，所以东北官话基本上也就等同于北京官话。
清军占领明朝的东北领土后，原来讲东胡语的满族人开始说汉语东北官话，1644年满族人和汉八旗人又带着这种本来从北京传来的方言，再次来到东北汉人的老家北京。清军入关前的1620年时东北汉族人有300万人，由于跟随清军入关，至清初东北汉族人只剩下寥寥15万人了。但到咸丰年间又自然增殖到200多万人。咸丰以后，允许汉人出关，直到清末民初的移民狂潮，汉族人开始占据东北人口的绝对多数，他们中大部分是操冀鲁方言的山东河北人。但他们没有用原籍之方言改变东北官话，反而被早已在东北扎根的东北官话全部同化了，说明那个时期东北地区就存在着强势的东北官话，这种东北官话以后就演变成了今天的东北方言。
从北京话与东北话的历史渊源看，是北京人将北京话带到了东北，形成了东北官话；反过来，又是东北人将东北官话带回北京，形成了今天的北京话。《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同今天东北话的关系要远比与北京话的关系密切得多，这是因为，经过三百年的演化，今天的北京话同清初的北京话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东北由于地域相对封闭，东北官话受外界影响较小，实际上成了清初北京话的活化石。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方可以推断《红楼梦》使用的"假语村言"，实际上就是清初的同东北话相似的北京话。
至于北京话同下江官话的关系，是和明清两代官话的更替直接相关的。由于整个明代和清代前期，以南京雅音为正统，以下江官话为标准语，下江官话中的许多语音语汇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北京话。因此，清朝初年，应是北京话中掺杂下江官话语汇最多也最明显的时期。到了乾隆十七年之后，由于北京话被钦定为官方语言，下江官话的成分在北京话中渐次减少，直到今天的北京话已经看不出多少下江官话的成分了。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和清初的下江官话并不等同于现在的南京话。南京经过明朝末期和日本侵略时期两次浩劫，今天的南京人绝大多数已经不是当日南京人的后裔，今天的南京话同皖东方言的关系要比当日下江官话密切得多。
从以上对北京话与东北方言和下江官话之间的历史渊源及互相影响的过程来看，《红楼梦》所使用的"假语村言"乃是特定时期的北京话，也就是清朝初期的北京话。清朝初期任何一个熟悉北京话的作家，都能够运用《红楼梦》中那种"假语村言"创作文学作品，其人不一定是旗人出身，也不一定同东北有什么关系，更不一定必须在南京生活过。以这些支撑曹雪芹的著作权都是靠不住的。但有一点必须肯定，《红楼梦》作者一定是个极为熟悉北京话的清初人，曹雪芹可以熟悉北京话，但他是清朝中叶人，他所熟悉的北京话并不等同于清初的北京话。
四．《红楼梦》作者刻意交待"假语村言"的心态分析
仔细阅读《红楼梦》作品，品味其优美鲜活的文学语言，是任何读者欣赏《红楼梦》时都感觉最赏心悦目的事情之一。但毋庸讳言，《红楼梦》作者在使用这种特色十分浓郁的优美语言创作作品的时候，心态是微妙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作者既然熟练地操作这种语言创作出千古名著《红楼梦》，说明作者对这种语言是认可的，喜欢的，甚至是热爱的；但作者又明白无误地将这种语言斥之为"假语村言"，并利用贾雨村这个丑恶形象来比附这种语言，说明作者对这种语言在心理上一定存在着某种难言之隐，难言之痛。这种难言之痛在清初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下，只能来自于心中隐隐作痛的民族主义情绪！
明清时期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士大夫阶层，在全国一直保持着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和优越意识。对许多南方官僚士子来说，"对仗奏读，天语传宣"的"中原雅音"是朝廷的标准音，而北人使用"北音"，则属于"土语"、"村言"。南人对"北音"的评价本来很低，况且清兵入关后征服江南的残酷杀伐，在南人心目中留下的阴影始终未能消除，这种反满情绪，更加深了南人不喜欢"北音"的心态。清代江南很多从事训诂的小学家根本看不起《音韵阐微》，也不承认"北音"是汉语的共同语音标准，中国古典诗词的音韵和平仄从来就不曾以北音为准，其潜在的原因就在这些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因此，将北京话斥为"假语村言"，只能是南人心理驱使下的语言行为。
南人虽然不愿意说"北音"，也不愿意学。可是，有两种情况引导或逼迫他们必须学习北京话：第一是京官的生活需要。北京话在当时虽然不是官话，但却是一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语言。南人如能学好"北音"，在各种场合有非常实际的用处。在首都任职的京官，皇帝对其仪表和口语的印象，往往会成为被提拔或斥革的重要原因。例如明嘉靖年间任直经筵日讲的夏言（贵溪人）"眉目疏朗，美须髯，音吐弘畅，不操乡音。每进讲，帝必目属，欲大用之"（《明史·夏言传》）。清雍正帝说："即如月选各官引见时，朕观其人虽似不及，但岂得以语言相貌，一见而定其优劣，遂将无过之人，即行斥革？是以姑且补授，令其莅任。"（《雍正实录》卷五十一）这些史料都透露了皇帝随时都存在着"以语言相貌定其优劣"心态。清初的南方士大夫在朝中为官，虽然从骨子里瞧不起北京话，但每个人又都不得不无奈学习北京话。
第二是顺天府试、乡试等的"审音"制度。明清时期江浙的文化水平最高，科举乡试竞争非常激烈，因而有些南方人冒籍在北京参加北帏乡试。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四"京闱冒籍"条、卷十六"乙酉京试冒籍"条，冒籍应考的情形在明代顺天府就频频发生。为了防止南人冒籍作弊，清朝礼部至迟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以前，就定下了顺天考试的"审音"制度：全部考生一律参加"审音"口试，由官方识别是否顺天府人。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冒名顶替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原因就是一些江南士子，由于长期生活在北京，潜心学习北京话，审音对他们已经不发生作用。
综此可见，江南士子的文化优势，文化优越感，使他们从内心瞧不起北京的"假语村言"，但清朝的皇帝和重臣又都是操"假语村言"者，使他们又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假语村言"。根据以上分析，小说《红楼梦》的作者，应该具备三个特点：第一，他是个清朝初年江南出身的文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视南音为正宗，北音为"假语村言"。第二，他曾经长期生活在北京，非常熟悉并能熟练运用清初的北京话进行创作，内心里对这种语言还是很喜欢的。第三，这种对北京话的矛盾心理，可能还有仕途官场上的挫折，导致他对操北京话的官僚十分痛恨，因此用贾雨村来比附"假语村言"。
据笔者多年来的悉心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决不是乾隆中叶的曹雪芹，而是清朝初年的洪昇。洪昇家族乃是江南的百年望族，宋明两代功名显赫，号称"三宰相"、"五尚书"的诗礼簪缨家族。在"地陷东南"的改朝换代以后，洪家陷入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境地，把振兴家族的唯一希望寄托在洪昇的科举功名上。洪昇本人由于受前明遗老的教育，加之家族的现实，内心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很不情愿去应科举走仕途经济道路，但家族的现实困难使他又不得不无奈去北京国子监求取功名。
洪昇家族在明朝显赫了一百多年，世代的官宦生涯必然使全家以"南京雅音"为标准语言；洪昇那个时代国子监的教育和科场用语，也仍然是"南京雅音"；作为一名诗人，用韵也必须以雅音为准，所以在洪昇的内心，终身都应是以雅音为正统的。但洪昇在北京的国子监生生活长达二十六年，几乎是他的全部青壮年时期，其间又经常接触和结交操北京话的满汉官僚文人，因此他对北京话的熟悉程度似乎应该超过故乡语言。他虽然极为熟悉又能熟练运用北京话，但内心从骨子里又瞧不起北京话，只有洪昇这样长期生活在北京的江南士子，在清朝初年这个特定时代，才能形成这样的矛盾心态。
洪昇在北京期间，名义上一直在国子监就学，但他从来就不务科举正业，整天花笺彩纸，搞他的传奇院本创作。康熙二十八年，他的代表作《长生殿》出笼，使他一举成名，也使他从此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由于国丧期间非时演出，洪昇受到朝廷斥革下狱的严厉处分，从此终身失去了仕途功名的前程，家族也因此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洪昇就是此时此地以此种心态开始创作《红楼梦》的，这也正是他既熟练使用"假语村言"创作，又痛恨那些贾雨村之类清初官僚心理的必然反映。
而到了曹雪芹时代，北京话早已成为官方语言，曹雪芹本人及其家族都是讲北京话的旗人，断无视《红楼梦》使用的北京话为"假语村言"的道理。大清江山是旗人的江山，旗人是大清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也断无将那些操北京话的官僚比附为贾雨村的道理。从另一角度看，清初北京话中带有大量东北方言和下江官话的特点，在乾隆十七年北京话被定为官方语言之后，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特点，逐步演化成了今天的北京话。今天的北京话，与《红楼梦》所使用的清初北京话，有着显著的不同，曹雪芹是无缘使用清初的"假语村言"创作《红楼梦》的。
本文参考书目
1．《清代鸿胪寺正音考》 平田昌司 日本京都大学在学院文学研究科
2．《北京官话溯源》 林 焘 《中国语文》1987年第3 期
3．《明代官话及其基础音系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 鲁国尧 《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4．《汉语史稿上册》王 力 中华书局
2007年2月18日于长春
正确，加九分，呵呵
吴梅村与洪升都曾二度进京，二人用北京方言写东东是很自然的狡猾，曹学以为“上炕”写的不是南京，是看表面形式而不懂主旨！
方言不足以证明作品出处！例如苏州王士祯写金瓶梅用的就是大量用山东方言！而红楼大多是江南风物，“北方”不过是“配角”！
我经常参阅您的大作，也请多浏览我的文集《红楼梦问》已创建： http://www.openow.net/archives/corpus4.html
目前能够打倒胡适余孽的只有我们两家的红学体系是真正的学术，您从东北，侬从南方，灭掉北京的新红学黑店，呵呵！
土先生好文章!
Re: 《红楼梦》假语村言辩证
令人信服的考证
不是盲目的崇拜
相信随着时间的前行, 越来越多的\治学态度严谨的学界中人,会认真的将<<土默热红学>>拿来一读,
之后,相信您就会象我一样,也象以上各位先生一样高呼:土默热红学真的是红学的一场革命!土默热红学真的是一枚已经出膛的炮弹!
只是那些死抱着曹学旧说的顽固份子被炸得还没的回过神来.相信他们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认可这场革命的!
赞同
土默热与逗红轩、斯园幽兰并非一路
恐怕?子非鱼，安知鱼之志哉！真是笨踩迷哦！
我们的结论好比我在南方，他在北方，当然不是一个“同道”方向，但终点是去北京的推翻胡适黑店！阿桂说：同去，同去！:-)
看来你对道的理解“道”的理解太过表面，道不但是空间的“路途方向”，也是时间的“心灵历程”！
品读红楼，不要下太多的结论，那是作茧自缚！
小人
逗红轩是吃土默热的奶挤自己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