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著作权证据盘点——兼与周思源教授商榷

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搞专题讲座的著名红学家周思源先生，在2005年12月31日《华夏时报》上撰文批驳土默热红学的"洪昇说"，并提出一个"基本学术规范"："你说《红楼梦》是别人写的，就必须先推翻'作者是曹雪芹'这个观点，而要推翻'是曹雪芹写的'这个观点，就必须先推翻所有能够证明这个观点的证据。" 且不论周思源先生所说的"学术规范"是否能够成为"规范"，也不论其是否"基本"，对时下红学界普遍认同并使用的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关系的证据，进行一下系统的梳理分析，总是必要和有益的。

时下红学界能够证明曹雪芹著作权的"所有证据"究竟有多少？据周思源先生说："根据这么多年的研究，能够直接证明作者是曹雪芹的证据有十几条，其他的旁证更多"。这些证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周思源先生没有说。根据周思源先生公开出版的红学专著所引用的证据，大概不脱离《〈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列举的那些证据，这都是些公开出版的资料，没有什么神秘。对这些资料，只要不戴有色眼镜，不搞先入为主，避免情绪化和选择性，客观冷静地分析，完成周思源先生所说的"基本学术规范"规定的"任务"，并非什么难事。

为了避免与红学界同仁发生情绪化的无谓矛盾，在这里首先申明，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既不是要否定曹雪芹这个人的客观存在，也不是要否定曹雪芹对他所撰写的那部《红楼梦》的著作权，而是运用与红学界同仁使用的相同资料，来证明曹雪芹的《红楼梦》并非今天红学专家们研究的八十回本《石头记》，也不是时下供广大读者欣赏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而是一部早已失传的与今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作品。百年红学混乱的根源在于张冠李戴，混淆了曹雪芹本《红楼梦》和今本《红楼梦》（或《石头记》）的关系。既然脂本《石头记》和程高本《红楼梦》是我们今天的阅读和研究对象，那么就无需继续把曹雪芹及其江宁织造府家族研究继续作为红学的主体，换句话说，无需把所谓"曹学"这个《红楼梦》研究领域的附骨之蛆，继续作为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深化研究。

一. 对主流红学关于曹雪芹著作权证据的盘点

主流红学界一般认为，关于《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的观点，是从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开始确立的。在《红楼梦》作者及家世考证上，胡适先生虽然征引了《随园诗话》、《小浮梅闲话》、《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扬州画舫录》、《有怀堂文稿》、《丙辰札记》、《耆献类征》、《江南通志》、《上元江宁两县志》、《圣驾五幸江南恭录》、《楝亭诗抄》、《四库全书提要》、《八旗氏族通谱》、《雪桥诗话》、《八旗人诗抄》、《八旗文经》、《居常饮馔录》、雍正《硃批谕旨》、《曝书亭集》等近二十种资料，但关于曹雪芹的直接证据，也只见于敦诚《四松堂集》、袁枚《随园诗话》及杨钟羲《雪桥诗话》中的有关记载。尽管胡适先生之后，红学界还发现了一些新的证据，但基本证据仍不脱胡适先生当年采信的范畴。

1．敦诚、敦敏兄弟的诗，确实证明了北京有个曹雪芹，但却不能证明这个曹雪芹与《红楼梦》小说是否有关系。敦诚《四松堂集》中有《寄怀曹雪芹》、《佩刀质酒歌》两首诗和《鹪鹩庵杂志》关于曹雪芹佚诗的记载，敦敏《懋斋诗钞》中有《芹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赠芹圃》、《访曹雪芹不值》、《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四首诗。从敦诚、敦敏兄弟的诗中，可以看出乾隆中叶北京确实有个名叫曹雪芹的人，这个人善画嗜饮，为人爽朗，具有魏晋风度。这个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岁就在贫穷潦倒中去世了，去世的原因是因为"伊子早殇"，并抛下了一个"新妇飘零"。曹雪芹的生卒年份，就是根据诗中"四十年华付杳冥"一句推断出来的。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关于曹雪芹生平的点滴，也基本上都是从二敦兄弟诗中这些记载推测出来的。至于后来某些红学家演绎出来的《曹雪芹传》之类的作品，其内容多属传记作者想象出来的，做小说欣赏可以，却做不得学术证据。

敦诚《四松堂集》和敦敏《懋斋诗钞》确实是乾隆刻本，但作为学术研究的证据是有严重缺陷的。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懋斋诗钞》，很难说是当年敦敏作品的原貌，可明显看出经后人剪接、留空、挖改、粘贴达五十多处，似乎很靠不住。敦诚《四松堂集》中在《寄怀曹雪芹》一诗的"扬州旧梦久已觉"句下贴一笺条："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且注其名为"沾"（有雨头）。由此可见，不仅这个曹雪芹的名字是后来的"笺条"贴上去的，其织造世家出身，也是靠不住的"笺条"贴出来的，并非敦氏兄弟作品原璧。至于这些"挖改"、"笺条"系何人所为，什么时间搞的，这么搞的目的是什么？似乎至今也无人能够说清楚，更没有人挺身而出承认是自己所为。

尽管如此，我们从乾隆年间遗存的二敦兄弟诗中，还是可以知道历史上确曾有过曹雪芹这个人，对这一点不能否认，也无需回避。但是，关于这个曹雪芹与《红楼梦》是否有关系，却不能从二敦诗中得到确认。这是因为：其一，二敦诗中从来未曾提及《红楼梦》，更没有说曹雪芹写过小说。诗中有"不如著书黄叶村"一句，古汉语的"著书"二字并非指写小说，"黄叶村"典出苏轼诗，取"黄叶萧疏"之义，也与曹雪芹居住的北京西山没什么关系。其二，关于曹雪芹与江宁织造世家的关系，都是从"扬州旧梦久已觉"和句下笺条："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推论出来的，似不宜作为有效证据加以采信，因为曹雪芹是否曹寅的孙子不能证实，曹寅去世时曹雪芹尚未出生，根本就不可能随任江南织造。

当今主流红学就是根据这个根本就不成其为证据的"证据"，把二敦诗中的这个曹雪芹，定位于江宁织造家族的后代，并根据江宁织造家族的事迹，来反推并演绎《红楼梦》的创作素材的。尽管如此牵强附会，至今关于曹雪芹与江宁织造家族的关系，红学界还有两大硬伤不能愈合：一是曹氏《五庆堂家谱》中根本就没有曹雪芹这个人，家谱中在同辈份中有个叫做曹天佑的人，但这个人曾经"官州同"，似乎与贫困潦倒终生的曹雪芹毫无共同之处。二是曹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儿子还是孙子，他的父亲是谁，谁也说不清，有人从曹頫奏折上找到其嫂马氏在曹顒逝世时有孕在身的证据，但这个遗腹子是否能出生并成活，生男还是生女，似乎都大成问题。

退一万步说，即使曹顒的这个遗腹子真的就是曹雪芹，那么这个曹雪芹就必然是雍正年间出生的，其时曹寅早已逝世，曹家已经衰败，曹雪芹根本就不可能"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也不会有江南风月繁华生活的体验。把他当作《红楼梦》作者，是不具备最基本的资格的。当今红学界研究《红楼梦》故事与江宁织造家族生活的关系，多采用曹寅的作品来加以证明，这样证明的荒诞性不言自明，且不说曹寅是否曹雪芹祖父不能证明，即使二人之间是祖孙关系，祖父对风月繁华生活的体验未必就能为从未谋面的孙子所获得，除非遗传学家能够证明这种生活体验可以通过隔代遗传获得，这可能吗？

2．如前所述，把曹雪芹看作《红楼梦》作者的最大障碍，乃是曹雪芹是否具有江南风月繁华生活的体验。根据敦氏兄弟的诗推断出来的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岁，向上反推他的生年应在雍正二年，这样曹雪芹就根本赶不上曹家在江南的生活。为了克服这个障碍，周汝昌先生创立了曹家"二次中兴说"，为主流红学界所峻拒。但如果认为曹家只"阔"过一次，红学家们就必须抛开敦氏兄弟之证，为这个曹雪芹长年龄，好让他赶上曹家的好日子。但这样做也增加了一项风险，就是年龄超过"四十年华"的曹雪芹，还是否二敦笔下的曹雪芹，还是否曹顒的遗腹子曹雪芹，又成了问题。就在这个当口，红学界发现了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春柳堂诗稿》中有《怀曹芹溪》，《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题芹溪居士》，《伤芹溪居士》四首诗，似乎与二敦兄弟诗中的曹雪芹挂上了钩，令红学家们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于是，红学界就对曹雪芹"四十年华"理解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争鸣，并逐步排除了曹雪芹作为曹顒遗腹子的身份，而倾向于把他推定为曹頫之子。但这样又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曹頫出生于康熙四十五年，康熙五十四年他年方九岁，能否生出"年未五旬"的曹雪芹似乎更成问题。

红学专家们为了在曹雪芹著作权问题上自圆其说，根本就顾不得这些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了。他们发现，《春柳堂诗稿》中在《题芹溪居士》一首诗题下有附注："姓曹名沽（有雨头）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另在《伤芹溪居士》一诗下亦有附注："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于是，胡适先生便根据这个"年未五旬"的说法，修改了自己先前关于曹雪芹生年四十的推测，王利器先生和冯其庸先生也据此附会胡适的说法，认为据此反推曹雪芹应该生于康熙五十四年，至少活了四十五岁，甚至活到了四十八、九岁。根据这个年岁再进一步反推，曹雪芹在十三岁前似乎应该赶上了曹家的好时候，于是便有了根据幼年记忆撰写《红楼梦》的可能。至于"芹系谁子"，就成了主流红学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决的死结了。红学界再根据"芹溪居士"的提法与《红楼梦》脂批中关于作者"芹溪"记载的吻合，遂硬性让这个来历不明的曹雪芹成为《红楼梦》作者，并让这个作者曹雪芹，有了"梦阮"之字和"芹溪"之号。

可是，天不遂人愿，这个《春柳堂诗稿》见诸于世不久，人们便发现其真实可靠性大成问题。首先，这部《春柳堂诗稿》是光绪年间一个叫张介卿的人，为其祖父"宜泉先生"刻印的诗稿。张介卿是清末光绪年间人无疑，从光绪年间的十九世纪末，到曹雪芹生活的时八世纪初，中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六朝，时间长达近二百年。那么张介卿的爷爷"宜泉先生"至多是嘉庆、道光年间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乾隆早期人，与二敦诗中提到的那个曹雪芹根本就不可能是同时代人，也决不会有过任何交往。大陆学者欧阳健和台湾学者刘广定，对这个"宜泉先生"为嘉道年间人兴廉，并且未必姓张有专门研究，红学界至今还在为此打笔墨官司。即使这个"宜泉先生"真的与某个叫做曹雪芹或曹芹溪的人有过交往，这个人也决不会是乾隆年间的《红楼梦》作者。更何况"宜泉先生"的诗中，也从未提及这个曹芹溪与《红楼梦》有任何关系，一切关于张宜泉、曹芹溪与《红楼梦》关系的说法，都是红学家们硬生生凭空嫁到红学领域的。

其次，《春柳堂诗稿》中关于曹雪芹的记载，是否是"宜泉先生"亲自在诗题"小注"交代的，大可令人怀疑！《春柳堂诗稿》中共有四首关于曹雪芹或曹芹溪的诗，小注不是注在第一首诗的诗题下，而是注在后面的诗题下，其位置不合常理。究竟是"宜泉先生"本人所注，还是刻印诗集的张介卿等人所为，没人能说得清楚。另外，《春柳堂诗集》中曾出现大量湖南、浙江、福建等地的地名，对于这个"宜泉先生"究竟是否是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一个布衣私塾先生身份，也提出了令人无法不起疑窦的悬念。二敦诗中靠贴条贴出来一个随曹寅上任的"曹雪芹"，" 宜泉先生"诗中又靠小注注出来一个"曹芹溪"，这里面是否有被人动了手脚的猫腻，难道不发人深思么？

且不论重复使用贴条、附注之手法的可疑，注释内容也令人疑窦丛生。二敦诗中贴条说曹雪芹名"沾"（有雨头），字（或号）"雪芹"或"芹圃"；而宜泉先生诗中的曹芹溪名"沽"（有雨头），字" 梦阮"，号"芹溪居士"，两项证据除了均姓曹这一点相同之外，名、字、号均不相同，两个曹雪芹是否同一人，没有证据衔接。这个曹芹溪有"梦阮"之字，更令人起疑，所谓"梦阮"，应该是与魏晋时期的阮籍梦中呼吸相通之义，与二敦诗中那个具有魏晋风度的曹雪芹在表象上确实有了联系，但这种联系难道不加重是现代人刻意伪造的疑心吗？古人取名和字，一般都是父母取的，任何人的父母，应该都不会为子女取"梦阮"之字的，曹雪芹的父母似乎也不例外。不论怎么说，这个在嘉道年间与"宜泉先生"有过交往的字"梦阮"号"芹溪居士"的曹芹溪，绝对与乾隆年间《红楼梦》作者无关。

3．如前所述，敦氏兄弟关于曹雪芹的诗和"宜泉先生"关于曹芹溪的诗，都没有交代他们所交往的那个人与《红楼梦》创作有任何关系。红学界掌握的乾隆年间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关系的证据，只有袁枚、明义、永忠等人提供的一组证据可以算作有效证据。对于明义、永忠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关系的记载，下文再议，这里首先辨析一下袁枚《随园诗话》中提供的证据。红学界对于乾隆年间大诗人袁枚提供的证据，可谓既爱又恨，爱的是《诗话》提供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直接证据，恨的是袁枚所说的这个曹雪芹，并非红学家考证的乾隆年间人，他所写的《红楼梦》，也并非我们今天研究的《红楼梦》，而是一部描写妓女生活的《青楼梦》。

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有两条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记载：其一是"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另一条是："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见秦淮壁上题云：一溪烟水露华凝......。尾属翠云道人。访之，乃织造成公之子啸厓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雪芹者，曹练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

首先，袁枚确实记载了有个叫曹雪芹的人写了一本《红楼梦》，并把这个曹雪芹说成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后代。但袁枚记载的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而并非是红学界公认的曹寅孙子，并且是"百年"以前的人，并非乾隆时代人。其次，袁枚见到的曹雪芹《红楼梦》中有"某校书尤艳"的内容，显然是一部写妓女生活的书，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红楼梦》并非同一本书。对此，红学界采取了选择性采信的办法，既采信了袁枚关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记载，又否定了袁枚对于《红楼梦》内容和曹雪芹是百年前人的记叙。在利用袁枚证据的前提下又对袁枚大加诋毁，说他根本就没有看过《红楼梦》，因为"此老太糊涂"、"心中有妓"，所以错"把红楼当成青楼"。袁枚是乾隆年间的文化名人、诗坛领袖，在没有证据证明袁枚所说的《红楼梦》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红楼梦》的前提下，凭空诋毁袁枚记载的真实性和记载此条信息的动机，有厚诬古人先贤之嫌。

红学界所采信的关于曹雪芹的证据，周思源先生说有"十多条"，其实最基本的证据，即曹雪芹同时代人所提供的证据，也就是以上三条。在乾隆年间的二敦、袁枚以及时代不明的"宜泉先生"之后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还有一些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书"的记载，如顾太清、逍遥子、俞樾、杨钟羲的著作中以及大量《红楼梦》续书中，都提供了一些关于曹雪芹与《红楼梦》关系的证据，并且不止"十多条"。这些证据的提供者都是后来人，并且也没有第一手资料直接证据证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关系，基本上都是从二敦及袁枚的记载中衍生出来的，作为证据的效力则大打折扣。由于胡适先生对这些证据的选择性采信，甚至用清代晚期杨钟羲的证据取代乾隆年间袁枚的证据，人为地确立了曹雪芹的《红楼梦》作者身份，还错误地把后四十回著作权赋予高鹗，遂造成了新红学"三大死结"。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红学界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研究，所使用的三个方面最基本的证据，是多么荒唐无稽，所做出的关于曹雪芹身世和生平的论断，又是多么荒诞不经。同样是根据敦氏兄弟的诗、宜泉先生的诗和袁枚关于曹雪芹与《红楼梦》关系的记载，网络上有个叫"冷眼"的人，就运用这同一组证据，推断出来历史上曾经有" 三个曹雪芹"，即"作者曹雪芹"，"寅孙曹雪芹"和"北京曹雪芹"。红学家们对这个实话实说的"冷眼"先生无可奈何，除了苍白无力地冷嘲热讽几句之外，根本就无人敢于出面迎战。主流红学研究的究竟是哪个曹雪芹，"三个曹雪芹"是否是同一个人，红学界迄今也没有人给予清楚地回答，恐怕永远也没人能够说得清楚！

尽管如此，客观地看待红学界所使用的这一组混乱证据，确实能证明清代早中期有个叫做曹雪芹的人，但也仅此而已。红学界关于曹雪芹的其他论述，都是今天红学家们的异想天开，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史籍中关于这个曹雪芹的记载，尽管在姓名、字号、年龄、出身、经历有一定矛盾，既无法确定他是否江宁织造家族成员，也无法证明他究竟是否乾隆时代人，但这个人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也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便像索隐派那样，把曹雪芹推测成子虚乌有的"抄写勤"，也并非科学的态度。至于今天红学界那些关于"曹雪芹祖籍"、"曹雪芹身世"、"曹雪芹经历"的研究，都属于在不能证实曹雪芹与江宁织造家族关系基础上的"又向荒唐演大荒"之举，所谓"曹学"，实在并不具备"学"的资格。如果作为研究江宁织造历史研究的学术内容，还似乎有存在的必要，但作为《红楼梦》研究的内容，作为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却绝无任何冠冕堂皇混充其中的正当理由。

二. 对袁枚、永忠、明义的曹雪芹《红楼梦》证据梳理

尽管主流红学界考证曹雪芹的证据自相抵牾，且不论曹雪芹是江宁织造家族成员，是曹寅的儿子、孙子还是重孙子，也不论这个曹雪芹的年龄和阅历是否具备创作《红楼梦》的资格，不容否定的是，乾隆年间确实有个叫曹雪芹的人，亲手拿出一部小说《红楼梦》，在墨香、永忠、明义等宗室圈子里传看。与前面所说的袁枚的记载相呼应，永忠、明义都为我们留下了一组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组诗，形成了一组关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证据链。潜心研究并正确看待这组证据链，对于我们揭开《红楼梦》作者和创作时代之谜，是大有益处的。

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头谈起。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红楼梦》，书中交代有五个书名并题名者："石兄"所定的书名为《石头记》，"空空道人"抄录问世后改名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名为《风月宝鉴》，吴玉峰题名为《红楼梦》，后因曹雪芹"披阅增删"另题一名为《金陵十二钗》。这五个书名，其中《石头记》和《红楼梦》两个名称至今仍在沿用；题名为《情僧录》、《风月宝鉴》和《金陵十二钗》的本子，从来就未见流传，现实中没有如此题名的书籍，史料中也未见这三个本子的记载，究竟是已经失传了，还是《红楼梦》从来就没有以这三个书名问世传奇，是个谁也说不清的一笔糊涂帐。

《情僧录》和《风月宝鉴》两个名称的本子倒也罢了，但《金陵十二钗》这个书名却不容忽略。因为它的题名者乃是曹雪芹，是红学界公认的《红楼梦》的作者。承认曹雪芹著作权却从来没见过曹雪芹"披阅增删"后题名为《金陵十二钗》文本，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在学术上也是不成立的命题。这个题名为《金陵十二钗》的本子，曹雪芹前后曾"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几乎耗费了毕生心血，可以说是曹雪芹全部创作生涯的结晶。但这个本子为什么失踪了？它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题名为《红楼梦》或《石头记》的本子是什么关系？乃是红学界不容回避的大问题。

要找到《金陵十二钗》的版本证据，当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我们不妨换个思路，根据《红楼梦》书中交代，推测一下《金陵十二钗》的本来面目。书中说，曹雪芹是在前人"石兄"文字的基础上，"披阅增删"、重篡目录、另分章回，花十年时间搞出了一部作品，自己题名为《金陵十二钗》。因为这是全部红学资料中关于《金陵十二钗》最直接、最本原的第一性证据，我们没有理由用"故弄狡狯"而轻率否定。这部《金陵十二钗》应当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按照常理，我们是否可以做以下推测：第一，它应当是一部脱胎于《石头记》的作品，是改写后的《石头记》，因此与原著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和继承性；第二，它应当是一部对原著加以很大幅度"增删"的作品，以至于需要重篡目录，另分章回，因此与原著也有很大的不同；第三，既然曹雪芹"披阅增删"后要另题一名为《金陵十二钗》，顾名思义，该书应该是以"金陵十二钗"事迹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曹雪芹"删"的是无关"十二钗"生活的情节，"增"的也应该是关于"十二钗"生活情节的描写。

史料记载中有一部与以上分析类似的《金陵十二钗》么？确实有！这就是明义从曹雪芹手中借阅的、并做了二十首题咏诗的那部《红楼梦》。我们暂且不论明义本《红楼梦》书名与《金陵十二钗》的异同，最起码，根据明义的二十首诗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乾隆年间看到的那本《红楼梦》，完全符合我们以上分析的曹雪芹"披阅增删"后的《金陵十二钗》的三个主要特点！

据祝秉权先生《论明本〈红楼梦〉——对明义〈题红楼梦〉二十首诗的新辨识》介绍：明义，姓富察氏，是清皇朝的皇室成员。做过乾隆的驷院侍卫。据吴恩裕先生的考证，明义约生于乾隆五年（174O），比曹雪芹小二十多岁。曹雪芹离世时，明义约二十三岁。明义喜欢饮酒赋诗，善于交接朋友。他和敦敏、敦诚有所接触，与和他同时做侍卫的墨香接触更多。他的《题红诗》二十首，收在他的诗集《绿烟琐窗集》中，写定的时间约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那年他二十一岁，其时曹雪芹还未去世（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他的《题红诗》前序文是："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南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余见其钞本焉。" 从明义《题红诗》的小序看出，他和这个曹雪芹应是相识的，而且交情似乎还不错。通过对明义的题红诗内容及其序言的分析，我们应该能得出三个结论：

其一，明义题咏的这部《红楼梦》，在当时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曹雪芹本人亲自出示给明义的。这是个曹雪芹自己搞的手钞本，而非他人传钞的本子。因为序文开头明言"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所撰"者，既是本人所著又含有亲手写定之意。文中四个"其"字，一气呵成，都是指的曹雪芹；"余见其钞本焉"，即我见到的是曹雪芹的手钞本；既然是"其书未传，世鲜知者"，当然就不可能是他人转钞的。

其二，明义看到的这部《红楼梦》，是曹雪芹已经写完了的完整无缺一部，而不是未写完的八十回脂本，与一百二十回程本的出入更大。这部《红楼梦》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程本和脂本都不相同。脂本和程本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版本体系，程本前八十回和八十回的脂本在内容上也有差别，但在基本情节方面，却大致相同。明义借阅的这个抄本，似乎比脂本和程本前８０回要简略得多，基本情节与程脂本均有很大出入。另外，这是个首尾完整的故事，但该书的结局与程本的故事结局也大相径庭。

其三，明义所见的这部《红楼梦》，"其书未传，世鲜知者"。说明当时尚未流传于社会，只在少数亲朋之间相互传阅，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这显然不是社会上早已广泛传抄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绿烟琐窗集》的写定时间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根据时间推算，那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乾隆十九年，1754）、己卯本（1759）、庚辰本（1760）早已问世传抄，并非"世鲜知者"。"其书未传"的是曹雪芹《红楼梦》，而非《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明义本《红楼梦》既然与脂本和程本都不相同，这就说明，在《红楼梦》版本系统中，除了程脂两大系统外，还存在一个差异更大的版本。那么，这个版本与程脂两大版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现在红学界通常的说法是，程本前８０回、脂本、明义本都是曹雪芹创作的，是曹雪芹创作的不同阶段，其中明义本《红楼梦》是曹雪芹早期创作的一个版本，是《红楼梦》创作的初级阶段，所以它比较简略；后期曹雪芹把很多内容都改写了，扩充了，所以它与今天我们看到的程本和脂本都有很大差异。对红学界这种推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很有仔细加以重新甄别的必要。

明义的《绿烟琐窗集》发现之后，最先对其中《题红楼梦》二十首七绝及诗题下自注进行研究的，乃是已故著名红学家吴世昌，最早提出明义本《红楼梦》"初稿论"的，就是吴世昌先生。后来许多红学家以及红学爱好者，也曾撰文表述过"初稿论"，但一般来说，都属于人云亦云，跟风附和，没有谁提出什么新证据、新观点，也没有超出吴世昌先生的研究范畴。

吴世昌先生仔细分析了明义的《题红楼梦》诗，认为二十首七绝的内容，除第一首作为总冒，末两首谈到全书结局，略加评论外，其余十七首则每首说明书中一段情节或一个故事。这些故事，一、有的为今本《石头记》中所有，二、有的则今本《石头记》所无，三、有的今本虽有而情节不同，四、有的则因诗句意义不够具体，不易对出所指为今本中哪一个故事。吴世昌先生以明义《题红楼梦》诗为根据，对比传世的《石头记》文本，测知明义题诗次序与今本《石头记》回次及故事情节对应关系如下：

一    二十三回    总叙大观园的活动背景
二    二十三回以后    恰红院中姐妹活动
三    二十六回、三十回  宝玉至潇湘馆问黛玉病
四    二十七回    宝钗扑蝶，细节不同
五    三十回    宝玉往访黛玉，二人对泣
六    今本无此故事："错认猧儿"
七    五回   与今本细节很不同
八　　二十回　 宝玉与小红梳头（今改为麝月）
九　  二十八回    蒋玉菡的茜香罗给袭人系腰
十    二十六回    黛玉到怡红院，未进去，宝钗先在
十一  三十五回    金钏投井后，玉钏恨宝玉
十二  三十五回    宝玉哄玉钏共尝荷叶汤
十三  六十三回    怡红院夜宴
十四  三十四回    黛玉添病，情节不同
十五  不能确指    笼统咏凤姐，无具体情节
十六  七十八回    睛雯夭亡，宝玉写芙蓉诔
十七  三回    黛五初到贾府与宝玉共同生活
十八  八十回后    葬花词成谶，黛玉垂危、亡故
十九  末回故事结束，宝玉返归青埂峰下
二十  末前一回    宝玉从狱神庙出来，黛死钗去。

在将明义的二十首《题红楼梦》诗与今本《石头记》回目逐一比对之后，吴世昌先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曹雪芹给明义的《红楼梦》钞本，其中主要故事发生在今本《石头记》第二十三回以后，第三十五回以前。换句话说，今本《石头记》第1——22回，第36——80回书中的故事，除六十三回的怡红夜宴情节外，在明义的题诗中竟然全无反映。吴世昌先生对比研究后提供的数字，是个什么样的数量概念呢？今本《石头记》存世共80回，而其中竟有66回的内容不见于曹雪芹的《红楼梦》，占总量的四分之三以上！与曹雪芹《红楼梦》能够对应上的只有14回，加上与今本《石头记》全无对应的2回，今本所无涉及全书总冒和结局的4回，加起来总数只有20回；明义似乎是为每回写了一首题咏诗，所以他的《题红楼梦》七绝也整整是20首。

今本《石头记》中不见于曹雪芹《红楼梦》的故事内容有哪些呢？吴世昌先生指出：像元春省亲这样重要故事，在明义的诗中竟丝毫未提及。不但省亲事未提及，连可卿之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王熙凤在尼庵弄权贪贿，害死一对青年；又愚弄贾瑞，引诱他"正照风月鉴"，磨折而死；其他如刘姥姥进荣国府；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警幻的"十二钗"正副册子，听演《红楼梦》曲子等重要情节，都没有反映在这二十首七绝之中（第七首诗说到《金钗正幅图》，但下文说到"题诗"而无太虚幻境）——总之，今本《石头记》二十三回以前的故事，明义的诗一句也没有触及。吴世昌先生指出：今本《石头记》第三十五回以后，直到七十八回，除六十三回的怡红夜宴外，共四十二回书中的故事，在明义的题诗中全无反映。这都是些什么故事呢？主要有姐妹们在园中结海棠社，咏菊花诗、螃蟹咏，重起桃花社，咏柳絮词等故事；薛蟠调情遭苦打，贾琏幽会"多姑娘"，偷娶尤二姐，兄弟"同槽"，父子"聚麀"，尤三姐自刎，尤二姐吞金等故事；探春当家，赵姨娘辱女，厨房风波，宝玉"瞒赃"，司棋撞死，鸳鸯拒婚，抄检大观园等故事。也就是说，今本《石头记》中全部大观园诗社的故事、全部"风月"故事和全部家庭内部窝里斗的故事，全部付之阙如。

《石头记》中这么多故事全部付之阙如，那么曹雪芹的《红楼梦》还能有多少故事呢？吴世昌先生指出：曹雪芹给明义的《红楼梦》钞本，其中主要故事发生在第二十三回以后，即宝玉和姐妹们迁入大观园居住以后，直至全书结束。这些故事包括：宝玉探病，宝钗扑蝶，小红梳头，换茜香罗，金钏投井，玉钏尝羹，红院夜宴，睛雯夭亡，葬花词成谶。这些故事发生的前后次序，与今本《石头记》有所不同，故事内容也有很大差异，如宝钗扑蝶的情节、茜香罗的颜色等。此外，书中还有" 错认猧儿"、黛玉垂危等今本所没有的情节，并具有"石归山下"的结尾情节。由此可见，这部曹雪芹的《红楼梦》乃是一部首尾完整、内容单一、情节短小的小说。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这部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与今本《石头记》，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区别的两本小说。这部《红楼梦》与今本《石头记》虽然有部分联系，但差异远多于相同点，根本就不是一部著作。虽然不是同一部小说，但这部《红楼梦》中的多数情节，与今本《石头记》之 23——35回之间有趋同关系，其书中主要人物如宝玉、宝钗、黛玉等，园林建筑如大观园、怡红院、潇湘馆等，又与今本《石头记》中的名称完全相同，无法否定两部小说之间的渊源关系。

那么，这部曹雪芹的《红楼梦》与今本《石头记》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按照正常的逻辑判断，只能有两种关系可供选择：其一，这部《红楼梦》是今本《石头记》的初稿本，今本《石头记》是在这部《红楼梦》的基础上扩展改编而成的。其二，这部《红楼梦》是今本《石头记》的删改稿，今本《石头记》是这部《红楼梦》据以删节改编的底稿。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其他选择。吴世昌先生就是采用了前一个推论，认为明义等人"所见钞本显然是一个比较简略的初稿。"吴世昌先生分析了明义《题红楼梦》二十首绝句后，便用"显然"二字提出了自己的"初稿论"。究竟怎么个"显然"法，吴先生没有加以说明，也没有对如何认定是"初稿"加以论证。"初稿论"仅凭"显然"二字出笼，不能不说有凭"想当然耳"草率推论的嫌疑。

首先，从红学学说体系上看，"初稿论"与红学界对《石头记》成书过程的研究是矛盾的，不能相容的。张爱玲女士的《红楼梦魇》一书风靡红学界，书中通过"五详《红楼梦》"，推断出来一个"多么结实"、"多么现代化"的"第一个古本"，这个"古本"主要是写家族内部"窝里斗"的内容，而明义看到的《红楼梦》中根本就没有"窝里斗"的内容，二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沈治钧先生的《〈红楼梦〉成书过程研究》一书为诸多红学家所推崇，书中通过对大量故事情节变迁的研究，推导出来一部初稿《风月宝鉴》，书中以"风月"故事为主，宝玉与贾琏合一，二尤与薛林合一，而明义看到的《红楼梦》中根本就没有"风月"故事，二者之间有天壤之别。如果承认明义看到的这部曹雪芹《红楼梦》是今本《石头记》的"初稿"，那么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石头记》成书过程的研究都要另起炉灶，整个红学体系恐怕都要推倒重建。

其次，从《红楼梦》书中故事的来龙去脉来看，"初稿论"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是矛盾的，不能协调的。明义的诗开宗明义第一首就谈大观园，并且具体提出了" 快绿怡红别样名"，说明曹雪芹《红楼梦》书中的大观园及其园内建筑名称与今本《石头记》相同。今本《石头记》中的大观园是为了接待元春省亲而修建的，"大观园"之名与"怡红快绿"之名均为元妃所赐，姐妹们进大观园中居住也是元妃省亲以后传旨允许的。曹雪芹《红楼梦》中有"大观园"及"怡红快绿"之名，但没有元妃省亲的故事，也没有姐妹们在园中结社作诗的故事。按照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作者创作中没有对"元妃省亲"与"姐妹结社"情节的构思，何以能写出一个"大观园"及园中"怡红快绿"建筑？诸多红学家对《石头记》初稿的研究中，也提出初稿中没有规模宏大的"大观园"，只有"绛云轩"、"会芳园"等较小规模的园林建筑。由此可见，明义看到的曹雪芹《红楼梦》，绝无可能是今本《石头记》的初稿。

复次，从今本《石头记》的创作主旨和故事架构看，"初稿论"与作品的思想内容是矛盾的，不能贯通的。综合今本《石头记》内容，一共写了三个大方面的内容，反映了作者的三种思想：一是大家族内部"自杀自灭"的故事，反映的是作者的"无材补天"思想；二是十二钗园中"结社作诗"的故事，反映的是作者的"情痴情种"思想；三是东府父子兄弟的"风月故事"，反映的是作者的"警劝惩诫"思想。而曹雪芹《红楼梦》的内容，仅限于今本《石头记》第二方面内容的一半，只有贾宝玉与姐妹及丫环们在园中玩耍的部分情节，连姐妹们结社作诗的内容都没有，反映的仅仅是"情痴情种"思想，并且只表达了这种思想的低俗成分，而缺乏这种思想中的高雅成分。严格说来，从曹雪芹《红楼梦》狭隘的内容与主旨看，是根本演化不出今本《石头记》的全部思想内容的。

既然明义看到的曹雪芹《红楼梦》不可能是今本《石头记》的"初稿"，那么，二者之间关系的选择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曹雪芹《红楼梦》乃是今本《石头记》的删改稿！根据吴世昌先生的研究内容，我们不仅不能得出"初稿"的结论，反而可以得出以下推论：曹雪芹以今本《石头记》当时的流行本为底本，删掉了原书中的"元妃省亲"和东西二府的全部故事，仅选择了大观园中的部分故事，仍以大观园为书中故事发生的集中场所，以十二钗为书中故事的主要人物，重新编辑成一部全新的小说，并使用《红楼梦》作为书名，另题一名《金陵十二钗》。书中内容正如吴世昌先生所说：故事全在大观园内；不但没有"甄士隐"、"贾雨村"、"太虚幻境"、"一僧一道"等等寓言神话故事，连"荣国府"、"宁国府"、"刘姥姥"、"秦可卿"以及"风月宝鉴"的要害人物"贾瑞"等，都不在内。

曹雪芹的编辑过程应该是这样的：首先，选择《石头记》原书中第23——35回的内容，作为《红楼梦》的核心内容，并进行了某些改写，如改变了宝钗扑蝶的大小，改变了茜香罗的颜色等。其次，补充了一些原书中所无的内容，如"错认猧儿为玉狸"的故事等。再次，添写了该书的结局部分，使这部《红楼梦》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不过，这部《红楼梦》的结局内容是局限于原书的第23——35回内容为基础补写的，无需照顾到《石头记》原书中其它人物和故事的结局，所以"石归山下无灵气"就够了，结尾部分比较简洁，与全书短小的篇幅结构相称。

关于明义《题红诗》写定的时间，有两种说法。吴恩裕先生认为是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明义二十一岁，其时雪芹还在。周汝昌先生依据《绿烟琐窗集》编辑时的情况，断定是在乾隆三十五年至四十年之间（177O-1775），乃是曹雪芹生命晚期直到逝世之后。不论周吴二人哪种说法正确，都证明了曹雪芹把这部《红楼梦》借给明义看的时间，是在他逝世前的不久，明义题咏的时间，也应当在曹雪芹逝世前后的几年里。根据祝秉权先生《论明义本〈红楼梦〉》文章所分析，永忠的三首《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也反映出与明义《题红诗》同样的问题——永忠看到的也是全本的《红楼梦》，并且是主要写女人生活的言情的《红楼梦》，他与明义看到的《红楼梦》，应该是同一抄本。从永忠诗"几回掩卷哭曹侯"看，他看这部《红楼梦》的时间，应该是在曹雪芹逝世不久，睹书思人，才掩卷痛哭的；如果曹雪芹尚在人间或逝世很久后，他的哭就莫名其妙了。

按照红学界通常的说法，曹雪芹从乾隆九年（1744），就开始了《红楼梦》创作，乾隆十九年（1754）便已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基本完成，拿出了最早的"甲戌本"。考虑到甲戌本乃是脂砚斋重评本，那么初评本恐怕还要早上几年。那么，到乾隆三十五年或三十六年，时间又过去了十六七年乃至二十年左右，他为什么不把"甲戌本"拿给明义、永忠看，反而把最初创作的初稿拿给他们去欣赏呢？这是极不合乎逻辑的反常举动，几乎令人无法理解。

按照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分析，也是说不通的。不论任何作者，向世人出示自己的作品，都必然出示自己认为最成熟、最满意的改定稿，而不会出示草创时期很不成熟的、自己早已做了大幅度删改的初稿。就像女人生孩子，可以出示的是出生后的孩子，决不会出示自己的受孕过程和腹中胎儿。因此，曹雪芹借给明义阅读的抄本，应当是曹雪芹晚年的披阅增删本，是曹雪芹自认为最成熟的本子，而并非《红楼梦》创作的早期稿本。

根据明义、永忠、袁枚所提供的一组证据，不能否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但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明义本《红楼梦》，即《金陵十二钗》，而不是脂本《石头记》或程高本《红楼梦》。这部明本《红楼梦》是在脂本《石头记》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但改编的程度很大，简直改成了另一部小说。红学界对袁枚记载的曹雪芹《红楼梦》书中有"某校书尤艳"的一句话极其反感，一致斥责"此老糊涂"，认为袁枚根本就没有读过《红楼梦》，只是信口胡说。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脂本《石头记》和程高本《红楼梦》中，的确没有"某校书尤艳"，但明义本《红楼梦》"即《金陵十二钗》中未必就没有，袁枚也未必没看过明义本《红楼梦》。

综上，从袁枚、永忠、明义所提供的这一组证据，最起码我们能分析出五条结论：其一，确实有个名叫曹雪芹的人，借给他们一部自己创作的小说《红楼梦》，在他们小圈子中传看。其二，这部曹雪芹的《红楼梦》，并非今天流行于世的《石头记》或《红楼梦》；而是与之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另一部小说。其三，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以《石头记》为底本改编而成的，内容单一，篇幅短小，首尾完整。其四，曹雪芹曾经向他们说（或者是他们猜测），自己的《红楼梦》中大观园是以"随园"（亦即江宁织造府西花园）为原型创作的。其五，明义、永忠、墨香等人都亲眼看过曹雪芹《红楼梦》的抄本，袁枚是否看过存疑。但他们看到的这本《红楼梦》"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

以上五条结论，与今本《石头记》书中关于该书创作过程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石兄"原创《石头记》，空空道人改名《情僧录》，"东鲁孔梅溪"为该书题词" 风月宝鉴"，"吴玉峰"为该书题词"红楼梦"，"后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另题一名《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石兄"的原书中虽然有吴玉峰题词"红楼梦"，但并未把它作为书名。曹雪芹"披阅增删"后，为了区别于原书底本，遂把《红楼梦》当作自己新作的书名，并另题一名《金陵十二钗》。后来两部小说并行于世期间，人们逐步混淆了两部书的书名和作者，才误用《红楼梦》一名逐步取代了《石头记》，并误将"披阅增删"者曹雪芹当成了《石头记》作者。

三．百年红学混乱的根源在于混淆了《石头记》曹氏《红楼梦》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乾隆年间确实有个叫作曹雪芹的人，他也确曾根据《石头记》改编过一部《红楼梦》，另题名为《金陵十二钗》。尽管这个曹雪芹生卒年不详，身世阅历不清，是否具有江南风月繁华生活体验不明，但他把前人遗留的《石头记》文稿加以"披阅增删"，搞出了一部简本《红楼梦》，应是没有疑问的。这个曹雪芹是"曹氏红楼"的作者，而"曹氏红楼"早已失传了，既不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脂本《石头记》，也不是程高本《红楼梦》，此红楼并非彼红楼。因此说曹雪芹是今本《红楼梦》或《石头记》作者的提法，却是错误的。

百年红学混乱的根源就在于红学界混淆了两部《红楼梦》，更准确地说，混淆了《石头记》和曹氏《红楼梦》。我们今天的主流红学，本来研究的是《石头记》，不是"曹氏红楼"，但却把曹雪芹当成了作者，把"江宁织造"家族事迹作为基本素材，把正统刻板的乾隆时代当作了孕育《红楼梦》的百花齐放的社会，应当是一门"张冠李戴"（石冠红戴）的荒诞学问！虽然事出有因，但却造成了红学的混乱，特别是对正确判读《石头记》的思想内容，产生了极坏的负面影响，因此，为红学和《红楼梦》正本清源，乃是每个严肃红学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

既然曹雪芹是在前人作品基础上"披阅增删"的《红楼梦》，那么我们很自然就能得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石头记》小说早在曹雪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其实这并非什么红学新命题，而是为诸多证据所证实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清中叶开始，关于《红楼梦》是清初康熙年间作品的说法就一直不绝如缕：程高本《红楼梦》出版之际，程伟元、高鹗在序言中就明确交代，《红楼梦》本名《石头记》，不知作者谁何，惟书内记载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显然程高认为在曹雪芹之前这部小说就存在。嘉庆九年青霞斋刊陈镛《樗散轩丛谈》卷二"红楼梦"条里有："《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直到晚清时期《犬窝谈红》的作者吴克岐，仍认为《红楼梦》是康熙年间的作品。

现在红学界普遍使用裕瑞的《枣窗闲笔》作为曹雪芹著作权的证据。其实裕瑞的《枣窗闲笔》不仅不能证明曹雪芹的著作权，反而可以坐实其"披阅增删"者的身份。在如何对待裕瑞证据的问题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红学界选择性采信证据的非科学研究手法。裕瑞生活的时代与曹雪芹基本同时或稍晚，他在《枣窗闲笔》中记载的关于曹雪芹是在前人作品《石头记》基础上，删改成一部新书《红楼梦》的过程，应属可信："聞舊有《風月寶鑒》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為何人之筆。曹雪芹得之，以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蹟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部刪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時之人情諺語，夾寫而潤色之，藉以抒其寄託。曾見抄本，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研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易其名曰《紅樓夢》。此書自抄本起至刻續成部，前後三十餘年，恒紙貴京都，雅俗共賞，遂浸淫增為諸續部六種，及傳奇、盲詞等等雜作，莫不依傍此書創始之善也。"

由此看来裕瑞并没有亲眼看到过明义所看到的那部《红楼梦》，所以他也把世上流传的原名《石头记》的《红楼梦》，当作了曹雪芹"披阅增删"后的《红楼梦》。但他清楚地记叙了曹雪芹因为"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蹟略同，因借題發揮，"遂在前人作品《石头记》基础上"删改至五次"的过程。说明《红楼梦》的创作应该在曹雪芹以前，曹雪芹并非《红楼梦》的初始作者，不过是个改编者而已。

我的老朋友逄冠卿先生，曾专门撰文探讨过《红楼梦》的创作背景问题。他认为，在胡适先生考证《红楼梦》作者为曹雪芹，并据此把《红楼梦》的创作时间拍定在乾隆中叶之前，清代和民初几乎所有阅读并研究过《红楼梦》的文人学者，几乎一致认为《红楼梦》是清朝初期的作品，甚至还有人认为《红楼梦》是明朝晚期的著作。老索隐派的"明珠家事说"、"张侯家事说"和"康熙朝政治说"，虽然没有具体研究《红楼梦》作者为谁，但对创作时间的推测则一致指向康熙朝之前，没有人认为是乾隆年间创作的。晚清时期有个著名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在所翻译的蒙古文《红楼梦》译者自序中，还曾交待该书作者是明朝的曹雪芹。

胡适先生之前包括清代中晚期和民国早期的文人，并没有谁系统地研究过《红楼梦》作者，但他们为什么会把《红楼梦》的创作时间一致指向晚明或清初呢？为什么一定要将书中出现的曹雪芹这个名字推定为"百年前"的清初人乃至晚明人呢？显然，他们手中并不掌握关于《红楼梦》作者生平的任何外在证据，而是根据《红楼梦》书中表现出来的晚明和清初的思想文化特征推测出来的，是一种凭直觉做出的基本判断。在文学研究上，有时候直觉判断比刻意琢磨来得更可靠，就像读小说《春明外史》、《啼笑姻缘》，你不用事前知道它的作者是张恨水，凭直觉就能知道它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一样，胡适先生之前的这些《红楼梦》阅读者、评点者的直觉，未必就是没道理的，不过是理性阐释和充分论证不足而已。

胡适先生把《红楼梦》作者考证为曹雪芹，把曹雪芹考证为乾隆中叶人，于是就把《红楼梦》的作品背景放在了乾隆中期。表面上看胡适先生对《红楼梦》研究贡献很大，开创了百年新红学；仔细考较之下你会发现，胡适学说对《红楼梦》来说不仅无功，而且有过，并且为害甚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胡适此说把《红楼梦》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曹雪芹生活的乾隆中叶是个思想上文化上极为正统的时代，是满清统治者对文网罗织极为严酷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既没有孕育《红楼梦》的社会需要，也不具备催生《红楼梦》的土壤气候。我们的红学家们正由于在乾隆中叶找不到《红楼梦》的思想文化来源，才转而宣扬"天才论"和"超前论"，神化曹雪芹并妖魔化《红楼梦》的。

严格说，红学界这场关于《红楼梦》作者的争论，并非什么著作权之争，而是关于《红楼梦》创作年代、创作背景之争。《红楼梦》小说所表现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是五千年中华文明深厚积淀的集中体现，对这一点无须回避；但《红楼梦》表现的传统文化也是有局限的，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社会、特定人群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对这一点也无须讳言。要想正确评价《红楼梦》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史上的地位，就应该而且必须认识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时代的，就越是历史的！如果像主流红学那样，把《红楼梦》说成是无所不包的万花筒，把曹雪芹说成是无所不能的超天才，那么《红楼梦》就成了一部毫无文化价值的妖书。只有把《红楼梦》诠释为民族的、时代的作品，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展轨迹中为《红楼梦》正确定位，《红楼梦》才能是历史的、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

那么怎样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展轨迹中为《红楼梦》正确定位呢？根据《红楼梦》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文化，应该把《红楼梦》还原到明末清初江南文化中去定位，还原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转型的历史大潮中去定位！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有三次大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转型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次就是明末清初时期。明末清初时期思想解放和文化转型，在思想界的表现为陆王心学对程朱理学的异化，在文化界的表现为情本狂潮对封建礼教的冲击。《红楼梦》正是这一文化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书中的所谓异端思想并非异端，乃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念；书中的所谓另类文化也并非另类，乃是当时文坛上足足延续了一百年的狂风暴雨。

《红楼梦》作品最主要的艺术特色就是大旨言情，写梦写幻，这正是中国文学史上百年言情文学狂潮孕育出来的必然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楼梦》是明末清初情本文化孕育的一首"至情"颂歌。从明代中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到清朝初期的"南洪北孔"，一百年间中国文坛基本上是"非情不传"的清一色局面，其间最著名的文化人冯梦龙，甚至宣扬自己要创立"情教"，并把自己戏称为"情僧"。当时文人言情的艺术手法，几乎也一致采用"写梦写幻"的手法，梦中有幻，幻中有梦，梦幻交织，亦真亦幻，这固然是当时文人逃避现实的一种表现，也是当时多视角、多层面表现现实生活的艺术追求。把《红楼梦》放回到这个大的文学背景下，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去研究其文化传承，《红楼梦》所体现的思想文化特色便一览无余了。严格说，《红楼梦》不过是百年言情写梦文学狂潮中的一朵璀璨浪花而已，是对晚明文化气脉的继承和发展并在高潮中谢幕的标志，绝非任何文学"天才"在乾隆时期靠拍脑瓜门凭空杜撰的产物。

《红楼梦》创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闺阁昭传"，也就是对才子才女们的歌颂，这正是对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继承发展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楼梦》是女性崇拜文化现象催生的一曲女儿赞歌。以" 啸花轩现象"为标志，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曾大行其道，歌颂女性特别是才女成为一时的文学时尚，甚至把"秦淮八艳"和"江南四公子"，都被写成了有思想、有文化、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才子才女群体。《红楼梦》书中的十二金钗，不过是对当时江南才女文学活动的艺术刻画而已，书中的宝玉形象也不脱当时江南才子自恋自怜的影子。书中借贾母之口，曾批评当时的才子佳人小说程式化且"不近人情"，脂砚斋批语也反复交待才子佳人小说乃是"近时"、"近日"之小说，足以说明《红楼梦》描写的生活，乃是才子佳人小说流行时期的事情。《红楼梦》的创作，应该是在才子才女小说潮的强弩之末时期，文人们已经开始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反思，《红楼梦》作者批判性地继承了这一文学思潮，所以能够把才子才女写的更高明、更生活化而已，但本质上仍不脱才子才女小说的窠臼。而在才子佳人小说早已销声匿迹的乾隆中叶，只会催生《儒林外史》和《野叟曝言》，不会诞生《红楼梦》。

《红楼梦》作者最突出的内心情愫，就是对没落世族生活的逃避和依恋共存，对声色犬马中生活中风雅与低俗并蓄的矛盾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是对江南世族文化爱怨交织的一曲挽歌。书中的大观园，乃是典型的江南园林，荣国府与四大家族，也是典型的江南世族。如果说世族文化能够构成一种文化现象的话，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自魏晋至南宋再至明清的延续千年的江南世族文化，而在其它时代、其它地域和其他族群，严格说都没有形成世族文化。江南世族文化繁盛于明代中后期，消亡于清朝早期，改朝换代后的江南世族，在"通海"、"明史"、"奏销"三大案的打击下，正处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末世状态，家族内部也"家难频生"、矛盾重重。《红楼梦》作者通过主人公贾宝玉，既展示了对世族家庭中丰富多彩文化生活情趣的热爱和依恋，也体现了对世族家庭中尔虞我诈、矛盾丛生现状的逃避。这恰恰是改朝换代后江南世族家庭中新生一代的正常而普遍的心理，也是江南世族文化与遗民文化在特定时期有机结合的体现。这种江南世族特有的文化心理，是北方旗人大家族中的任何人都不会具备的。

《红楼梦》的叙事风格深深地留有昆曲舞台艺术的痕迹，《红楼梦》的诗词风格深深地打着"梅村歌行体"和"秋柳唱和诗"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是明末清初文人展示命运的一曲哀歌。从《红楼梦》创作中对故事场面整合、人物心理刻画与对话语言描绘等方面分析，都可以深切地看出昆曲院本和舞台上习惯性使用的艺术手法。宝玉的《姽婳词》明显受吴梅村《圆圆曲》的影响，而姐妹们的《白海棠诗》也明显保留着王士祯《秋柳诗》的痕迹。而昆曲艺术的大行其道和梅村歌行体、秋柳唱和诗的风靡天下，恰恰是明末清初最有代表性、普及面最宽广的两大艺术表现形式，是明末清初几乎所有文人士大夫表现自我、感叹命运的必然选择。从这个角度上看，把《红楼梦》称之为"小说化的水磨腔"和"故事化的梅村体"，不仅公允精当，且大有深意存焉。百年昆曲繁荣与百年言情狂潮，是共生共落的同一时代文化潮汐现象，即所谓晚明文化气脉是也。《红楼梦》创作体现出来的这种艺术选择，并非那个作家的灵机一动，乃是时代对艺术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其他历史文化时期文学作品都无法具备的特有现象。

《红楼梦》研究已经二百多年了，可以说，人们一直在误解《红楼梦》。旧红学从《石头记》中看出了作品的"末世"背景，但苦于不知作品的作者和创作素材，只能靠猜笨谜方法加以附会，产生了"顺治董小宛说"、"明珠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等。这些说法严格说并非索隐，而是对作品素材的考证。他们推断的《石头记》故事有清初背景是不无道理的，但其考证的对象事迹却千疮百孔，也找不到真实的作者和创作缘起。蔡元培的"康熙朝政治说"乃是典型的索隐，用治史的索隐方法，把一大堆不相干的史料同《石头记》作品内容加以附会，这不是研究小说而是"猜笨谜"。胡适对蔡元培的批判是有说服力的，红学研究走向漫天索隐乃是学术退步。但蔡元培对《红楼梦》书中反映的康熙朝背景研究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未可全盘否定。

胡适创立的新红学实质是曹学。用胡适的话说，曹学是用"外证"研究《红楼梦》"作者与版本"的学问。相对于索隐红学来说，这是学术上的进步。但由于胡适先生"大胆假设"错了对象，用江宁织造府事迹同作品人物故事去对号入座，同旧红学的"明珠家事说"亦无大的差别。当代红学抛弃旧红学"洗澡水"的同时，也抛弃了水中的的婴儿；在继承新红学婴儿的同时，又生吞了"洗澡水"。阶级斗争红学搞成了对《红楼梦》的无限拔高和对曹雪芹的绝对崇拜。由于搞错了作品的时代背景，只能用曹雪芹"天才论"来解释，这是学术上的严重退步。

笔者三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红楼梦》与晚明文化气脉的研究，在主流红学之外另创了"土默热红学"。 所谓土默热红学由 "十论"组成，这十论是一个互相关联、互相支持的有机整体，对《红楼梦》的作者身世、创作缘起、创作素材、人物原型、地理背景、思想来源、文化传承、评点传抄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诠释，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红学新说。

一是晚明气脉论。《红楼梦》是创作于康熙年间的一部小说，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至清初的产物，是小说化的昆曲"水磨腔"，故事化的"梅村歌行体"。

二是洪昇著书论。《红楼梦》作者为伟大的文学家、戏剧家洪昇，"四大家族"的创作原型为清初杭州的洪黄钱顾四大家族，贾府衰亡的故事取自洪氏家族"家难"的事迹。

三是蕉园素材论。《红楼梦》"闺阁昭传"故事的基本创作素材，取自明末清初发生在杭州"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蕉园诗社十二钗、冯小青、吴吴山三妇以及柳如是的事迹。

四是西溪背景论。《红楼梦》大观园的创作原型是清初康熙南巡时杭州接驾的孤山行宫、吴山大观楼和"西溪竹窗"，以及秦亭山下、沿山河畔的一组贵族园林建筑和寺庙群。

五是钗盒情缘论。《红楼梦》与《长生殿》的渊源关系很深，是同一作家在前后半生，分别创作的两部"专写钗盒情缘"的剧本和小说，《红楼梦》中曲折反映了《长生殿》案件。

六是遗民思想论。《红楼梦》的思想并非什么异端邪说，乃是明末清初江南文人情本思潮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客观反映，受金批《水浒》、《西厢》影响至深，与《聊斋志异》为姊妹花。

七是芹溪托名论。《红楼梦》创作受东坡文化影响至大，与贾似道的故事有一定关联。作者"芹溪"与大观园建造者"山子野"的托名，均取自南宋隐士丘子野。

八是脂砚评点论。脂砚斋批语中出现的评点、题署、传抄人物，乃是京东盘山的拙和尚（拙道人）以及清初文人梁清标、王士祯、吴乔、赵执信、吴仪一夫妻以及洪昇的妻妾黄蕙、邓雪儿。

九是假语村言论。《红楼梦》创作使用的语言就是清初的北京话，与今天的东北方言同源；书中也大量使用了属于吴语范畴的杭州方言词汇。这是由作者的生活经历决定的。

十是浙西发源论。《红楼梦》的创作地与红学的发祥地均在杭州。曹氏《金陵十二钗》不是脂本《石头记》和程高本《红楼梦》，百年红学混乱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两部《红楼梦》。

百年红学走到今天，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红学家说的越多，《红楼梦》越显其坏，结果造成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怪现状（俞平伯语）。以至于索隐派终结了，考证派式微了，剩下的就是一大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又都变成死结（刘梦溪语）。红学早已到了应该总清算，另辟蹊径的时候了。刘梦溪先生认为："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没有希望"。我并不完全同意刘先生的这个结论。首先是现今掌握的关于曹雪芹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曹雪芹并非《红楼梦》作者，《红楼梦》也不是乾隆年间的作品。其次，明末清初的文化史料极为丰富，运用这些无需重新"发现"的史料，比对《红楼梦》体现出来的晚明思想文化气脉，来探寻《红楼梦》的创作真相和作品真谛，并非难事。红学界过去不过是受胡适误导，走错了路而已，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红学大有可为，大有希望！

2009年6月23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