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学”不过是一场闹剧（之一）是学术研究，还是信口开河
周同衡 在 Jun 22, 2009 5:05 PM 发表于 百家争鸣
刘心武先生喜欢标榜自己的'秦学'是学术研究，在王蒙先生提倡'作家学者化'之下，这是一个比较时髦的词汇。金庸先生也曾走过这条路，好像搞的是明史研究，还曾经担任过浙大人文学院院，不过没有待多长时间。老先生不知道受了什么气，气得他八十一岁高龄还要到剑桥大学去读历史学博士。他实在没有刘心武先生活得潇洒，刘心武先生才不会去干这种笨事，他是一遇到批评就大声叫这是红学界对他的迫害，是门户之见。而且，总有一批人来支持他，累试不爽。刘心武先生之所以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的'秦学'是学术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他认为'秦学'是建立在他对乾隆初年的'弘皙逆案'的研究的基础上。
最初提出'弘皙逆案'和红楼梦可能有关的是周汝昌先生，他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在探讨曹家二次败亡的原因时发现"就乾隆初年的各种情形来观察，那么唯有乾隆四年（1739）十月里所发生的那一次大事故——这事故牵及许多的亲王、贝勒、贝子、公的革免和罪谴——特别令人注目。从事故的性质和发生的时间来说，都是最大可能与曹家的再次遭殃有关联的"。这就是'弘皙逆案'。
在刘心武的'红楼望月'中，'弘皙逆案'的描述是："按说胤礽在雍正二年囚死后，曹家作为"太子党"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就都"没戏"了，乾隆既已登位，成为"新日"，哪里还有什么"旧月"，但历史上的情势却是，"太子党"不仅没有覆灭，反更活跃起来，他们聚集在胤礽儿子弘皙麾下，积蓄力量，频繁计议，寻求时机，以求一逞。那时弘皙以理亲王身份，居住在北郊规模宏大的郑家庄王府，居然设立了自己的内务府七司，俨然有"影子政权"之架势，弘皙在康熙活着时，已是一少年，而且甚得祖父喜爱，雍正的登位，他自然不服，到了乾隆登位，他更不忿，自以为康熙才是"正日"，自己父亲胤礽是"明月"，"明月"继承"正日"才是正理，他以康熙嫡长孙自居，父亲既殁，他便是" 明月"了，视乾隆为"伪日"，要"正位"取代。弘皙这样想倒也罢了，谁知乾隆初年，一些皇族亲贵，包括几位雍正优渥重用的王侯及其后代，竟也如是想，并且勾结起事，在乾隆二三年时已公然营造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三春去后"，到乾隆四年，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乾隆不动声色，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此即"弘皙逆案"，牵连到许多官员，曹家也就彻底毁灭在此一"逆案"中。"
既然，刘心武先生写的是学术研究的文章，那末，我们就来看看刘心武先生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什么。胡适先生说过，作学问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同时强调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你说的'分寸'，最是许多学者容易忽略的一点，所以我常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他还特别强调："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罪疑惟轻'亦是此意。"这才是作学问的科学态度。
刘心武先生首先根据红楼梦第三回中'荣禧堂'前的一副对联得出了'月喻太子'的结论。又根据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里，贾宝玉姐妹在联句游戏中史湘云的一句"双悬日月照乾坤"，就得出了一个了不得的结论。他发现在乾隆初年，弘皙在皇族中的威望已经可以直接同乾隆抗衡了。"弘皙这样想倒也罢了，谁知乾隆初年，一些皇族亲贵，包括几位雍正优渥重用的王侯及其后代，竟也如是想，并且勾结起事，在乾隆二三年时已公然营造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 。"我看了很多关于'弘皙逆案 '的资料，实在找不到能够证明刘心武先生这一结论的依据。
弘皙一案的经过并不复杂的，从发现到审结仅有数月（乾隆四年九月至十二月）。它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乾隆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雍正之弟，乾隆之叔）与弘皙、弘昇、弘昌、弘皎等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请将庄亲王允禄及弘哲、弘昇俱革去王爵、永远圈禁，馀人亦都革爵。乾隆说：此事"朕上年即已闻之"，并认为允禄庸材，不足成事，唯弘皙乃康熙废太子胤礽之子，父子皆曾圈禁，现仍不知悔改，"行止不端，浮躁乖张，于朕前毫无敬谨之意，惟以谄媚庄亲王为事，且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遂加监管，不许出城。允禄免革亲王，但革去亲王双俸及议政大臣等职；弘晳革去亲王，仍准于郑家庄居住，不许出城；弘升"永远圈禁"；贝勒弘昌、贝子弘普革爵，宁郡王弘晈仍留王号，"永远住俸"。此时，"惟以谄媚庄亲王为事"的弘晳，还够不上该案的主犯。
第二个阶段，到十二月，又经人首告弘皙与安泰交结，听信邪术（好像是跳神、扶乩之类），竟询问"祖师"以下列问题："准噶尔（蒙古）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这显然是"心怀异志""大逆不道"。稍后的"上谕"又露出这样事实："从前阿其那、塞思黑，居心大逆，干犯国法，然尚未如弘皙之擅敢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是弘皙罪恶较之阿其那辈尤为重大！"至于允禄，除去发现他"将官物私自换与弘晳"外，并无新的罪证，仍维持原处罚；弘升等人亦同。这也说明了允禄，弘升等人同弘皙的后两件事无关。对弘晳的处分于是进一步加重：圈禁地由原郑家庄府邸改于毗邻皇宫的景山东果园内；除宗籍，改名为四十六。至此，该案以弘晳作为犯事主角，审理完结。
由此看来，弘皙不过是一个惟以谄媚庄亲王为事的碌碌之辈，乾隆说他"且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也是准确的。至于擅自仿照国制设立内务府七司，我看不过是过过干瘾的玩票而已。乾隆对他的结论也不过是"擅敢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是弘皙罪恶较之阿其那辈尤为重大！"并未提及谋反政变之事。（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乾隆帝令将允禩允禟复其原名，本人及其子孙复入宗室的同时，已去世36 年的弘晳也被恢复原名，收入宗籍。）而且，从允禄与弘皙、弘昇、弘皎等人在乾隆四年以后仍然受到重用可以看出，刘心武先生的"一些皇族亲贵，包括几位雍正优渥重用的王侯及其后代，竟也如是想，并且勾结起事。"一事也属子虚乌有。反之，如果弘皙是胸有大志的雄才大略之辈，真正想起来造反，他决不会干这种只会招祸，而无实效的愚蠢之事。这样的人无论从才智到权力都无法同乾隆相比，又怎么能够对乾隆构成威胁，"公然营造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
刘心武先生还说："到乾隆四年，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乾隆不动声色，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此即'弘皙逆案'"。这段话的依据是什么？大概是根据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的一段话："根据当时人的记载，到乾隆五年，庄亲王之子乘皇帝秋猎外出的机会，竟有"密谋"，因为乾隆出巡警戒不是极端严密。这大约就是要行刺的计划了。（注：见《永宪录》卷四。）"这在周汝昌先生还是'这大约就是要行刺的计划了。'的猜测，在刘心武先生处却成了'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的定论了。乾隆四年十二月，弘皙已被圈禁。乾隆五年，庄亲王之子行刺皇帝和他有什么关系。而且，从庄亲王一直受到乾隆重用来看，这段记载本身就不可靠。这种道听途说的东西，怎么能够不加分析就成为证据。
看来，刘心武先生是没有一分证据，却说了十分话。这不是学术研究，完全是信口开河。不过，刘心武先生也是根据需要讲这些话的，如果没有弘皙闹这么大动静，就不会有弘皙之妹——秦可卿的死，没有秦可卿之死，就没有贾家的罪，也就没有所谓的秦学。看来，作家和学者确实不同，一个可以天马行空，一个必须脚踏实地。王蒙先生提倡的'作家学者化'可能是一种奢望。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刘心武先生的治学态度。刘心武先生在"'友士'药方藏深意"一文中说："《红楼梦》第十回有点怪，尤其后半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是文不对题的——因为书里写的那位由冯紫英荐来的给秦可卿诊病的张友士先生，根本就不是"太医"，不仅不是"太医"，他甚至也并非以行医为业的人，书里用贾珍的话交代，他是冯紫英"幼时从学的先生"，兼懂医理而已，而他从外地来到京城，也绝非要入"太医院"当"太医"，而是"给他儿子来捐官""。在"张友士到底有什么事？"中说："忽然贾家世交冯紫英那里冒出来一个"上京给他儿子来捐官"的张友士，友士，我疑即"有事"的谐音（曾同周汝昌先生当面讨论过，他说早有此想），他哪里是个什么业余医生，即便是，那也是个障眼的身份，他分明是负有传递信息使命的间谍，为秦氏家族背景所派。"于是，他在"从秦可卿入手解读《红楼梦》"说："张友士是不是太医？张友士是太医。谁的太医？是弘皙的太医。弘皙在夺权之前，在乾隆三春后的第四春，还没登基，就自己公然设立了内务府七司。这是乾隆说的，乾隆都快气死了，乾隆说，他自立内务府七司，七司就包括太医院。他就是从那潜入京城和家族成员秦可卿取得秘密联系的。"当有人指出他说的不对，内务府七司并不包括太医院时，他回答说："他当时住在郑家庄，身份是亲王，但是他擅自按照宫廷的规格给自己设置了各种机构，那么他既然可以设立内务府七司，当然也可以设立一个机构，给自己看病，就叫太医院。"（第十二讲 秦可卿原型大揭秘）。于是历史被篡改了，'弘皙私设内务府七司'成为'弘皙私设内务府七司和太医院'。如果这种强词夺理的态度也叫做学问，就实在是太可笑了。
最初提出'弘皙逆案'和红楼梦可能有关的是周汝昌先生，他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在探讨曹家二次败亡的原因时发现"就乾隆初年的各种情形来观察，那么唯有乾隆四年（1739）十月里所发生的那一次大事故——这事故牵及许多的亲王、贝勒、贝子、公的革免和罪谴——特别令人注目。从事故的性质和发生的时间来说，都是最大可能与曹家的再次遭殃有关联的"。这就是'弘皙逆案'。
在刘心武的'红楼望月'中，'弘皙逆案'的描述是："按说胤礽在雍正二年囚死后，曹家作为"太子党"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就都"没戏"了，乾隆既已登位，成为"新日"，哪里还有什么"旧月"，但历史上的情势却是，"太子党"不仅没有覆灭，反更活跃起来，他们聚集在胤礽儿子弘皙麾下，积蓄力量，频繁计议，寻求时机，以求一逞。那时弘皙以理亲王身份，居住在北郊规模宏大的郑家庄王府，居然设立了自己的内务府七司，俨然有"影子政权"之架势，弘皙在康熙活着时，已是一少年，而且甚得祖父喜爱，雍正的登位，他自然不服，到了乾隆登位，他更不忿，自以为康熙才是"正日"，自己父亲胤礽是"明月"，"明月"继承"正日"才是正理，他以康熙嫡长孙自居，父亲既殁，他便是" 明月"了，视乾隆为"伪日"，要"正位"取代。弘皙这样想倒也罢了，谁知乾隆初年，一些皇族亲贵，包括几位雍正优渥重用的王侯及其后代，竟也如是想，并且勾结起事，在乾隆二三年时已公然营造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三春去后"，到乾隆四年，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乾隆不动声色，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此即"弘皙逆案"，牵连到许多官员，曹家也就彻底毁灭在此一"逆案"中。"
既然，刘心武先生写的是学术研究的文章，那末，我们就来看看刘心武先生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什么。胡适先生说过，作学问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同时强调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你说的'分寸'，最是许多学者容易忽略的一点，所以我常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他还特别强调："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罪疑惟轻'亦是此意。"这才是作学问的科学态度。
刘心武先生首先根据红楼梦第三回中'荣禧堂'前的一副对联得出了'月喻太子'的结论。又根据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里，贾宝玉姐妹在联句游戏中史湘云的一句"双悬日月照乾坤"，就得出了一个了不得的结论。他发现在乾隆初年，弘皙在皇族中的威望已经可以直接同乾隆抗衡了。"弘皙这样想倒也罢了，谁知乾隆初年，一些皇族亲贵，包括几位雍正优渥重用的王侯及其后代，竟也如是想，并且勾结起事，在乾隆二三年时已公然营造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 。"我看了很多关于'弘皙逆案 '的资料，实在找不到能够证明刘心武先生这一结论的依据。
弘皙一案的经过并不复杂的，从发现到审结仅有数月（乾隆四年九月至十二月）。它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乾隆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雍正之弟，乾隆之叔）与弘皙、弘昇、弘昌、弘皎等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请将庄亲王允禄及弘哲、弘昇俱革去王爵、永远圈禁，馀人亦都革爵。乾隆说：此事"朕上年即已闻之"，并认为允禄庸材，不足成事，唯弘皙乃康熙废太子胤礽之子，父子皆曾圈禁，现仍不知悔改，"行止不端，浮躁乖张，于朕前毫无敬谨之意，惟以谄媚庄亲王为事，且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遂加监管，不许出城。允禄免革亲王，但革去亲王双俸及议政大臣等职；弘晳革去亲王，仍准于郑家庄居住，不许出城；弘升"永远圈禁"；贝勒弘昌、贝子弘普革爵，宁郡王弘晈仍留王号，"永远住俸"。此时，"惟以谄媚庄亲王为事"的弘晳，还够不上该案的主犯。
第二个阶段，到十二月，又经人首告弘皙与安泰交结，听信邪术（好像是跳神、扶乩之类），竟询问"祖师"以下列问题："准噶尔（蒙古）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这显然是"心怀异志""大逆不道"。稍后的"上谕"又露出这样事实："从前阿其那、塞思黑，居心大逆，干犯国法，然尚未如弘皙之擅敢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是弘皙罪恶较之阿其那辈尤为重大！"至于允禄，除去发现他"将官物私自换与弘晳"外，并无新的罪证，仍维持原处罚；弘升等人亦同。这也说明了允禄，弘升等人同弘皙的后两件事无关。对弘晳的处分于是进一步加重：圈禁地由原郑家庄府邸改于毗邻皇宫的景山东果园内；除宗籍，改名为四十六。至此，该案以弘晳作为犯事主角，审理完结。
由此看来，弘皙不过是一个惟以谄媚庄亲王为事的碌碌之辈，乾隆说他"且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也是准确的。至于擅自仿照国制设立内务府七司，我看不过是过过干瘾的玩票而已。乾隆对他的结论也不过是"擅敢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是弘皙罪恶较之阿其那辈尤为重大！"并未提及谋反政变之事。（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乾隆帝令将允禩允禟复其原名，本人及其子孙复入宗室的同时，已去世36 年的弘晳也被恢复原名，收入宗籍。）而且，从允禄与弘皙、弘昇、弘皎等人在乾隆四年以后仍然受到重用可以看出，刘心武先生的"一些皇族亲贵，包括几位雍正优渥重用的王侯及其后代，竟也如是想，并且勾结起事。"一事也属子虚乌有。反之，如果弘皙是胸有大志的雄才大略之辈，真正想起来造反，他决不会干这种只会招祸，而无实效的愚蠢之事。这样的人无论从才智到权力都无法同乾隆相比，又怎么能够对乾隆构成威胁，"公然营造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
刘心武先生还说："到乾隆四年，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乾隆不动声色，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此即'弘皙逆案'"。这段话的依据是什么？大概是根据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的一段话："根据当时人的记载，到乾隆五年，庄亲王之子乘皇帝秋猎外出的机会，竟有"密谋"，因为乾隆出巡警戒不是极端严密。这大约就是要行刺的计划了。（注：见《永宪录》卷四。）"这在周汝昌先生还是'这大约就是要行刺的计划了。'的猜测，在刘心武先生处却成了'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的定论了。乾隆四年十二月，弘皙已被圈禁。乾隆五年，庄亲王之子行刺皇帝和他有什么关系。而且，从庄亲王一直受到乾隆重用来看，这段记载本身就不可靠。这种道听途说的东西，怎么能够不加分析就成为证据。
看来，刘心武先生是没有一分证据，却说了十分话。这不是学术研究，完全是信口开河。不过，刘心武先生也是根据需要讲这些话的，如果没有弘皙闹这么大动静，就不会有弘皙之妹——秦可卿的死，没有秦可卿之死，就没有贾家的罪，也就没有所谓的秦学。看来，作家和学者确实不同，一个可以天马行空，一个必须脚踏实地。王蒙先生提倡的'作家学者化'可能是一种奢望。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刘心武先生的治学态度。刘心武先生在"'友士'药方藏深意"一文中说："《红楼梦》第十回有点怪，尤其后半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是文不对题的——因为书里写的那位由冯紫英荐来的给秦可卿诊病的张友士先生，根本就不是"太医"，不仅不是"太医"，他甚至也并非以行医为业的人，书里用贾珍的话交代，他是冯紫英"幼时从学的先生"，兼懂医理而已，而他从外地来到京城，也绝非要入"太医院"当"太医"，而是"给他儿子来捐官""。在"张友士到底有什么事？"中说："忽然贾家世交冯紫英那里冒出来一个"上京给他儿子来捐官"的张友士，友士，我疑即"有事"的谐音（曾同周汝昌先生当面讨论过，他说早有此想），他哪里是个什么业余医生，即便是，那也是个障眼的身份，他分明是负有传递信息使命的间谍，为秦氏家族背景所派。"于是，他在"从秦可卿入手解读《红楼梦》"说："张友士是不是太医？张友士是太医。谁的太医？是弘皙的太医。弘皙在夺权之前，在乾隆三春后的第四春，还没登基，就自己公然设立了内务府七司。这是乾隆说的，乾隆都快气死了，乾隆说，他自立内务府七司，七司就包括太医院。他就是从那潜入京城和家族成员秦可卿取得秘密联系的。"当有人指出他说的不对，内务府七司并不包括太医院时，他回答说："他当时住在郑家庄，身份是亲王，但是他擅自按照宫廷的规格给自己设置了各种机构，那么他既然可以设立内务府七司，当然也可以设立一个机构，给自己看病，就叫太医院。"（第十二讲 秦可卿原型大揭秘）。于是历史被篡改了，'弘皙私设内务府七司'成为'弘皙私设内务府七司和太医院'。如果这种强词夺理的态度也叫做学问，就实在是太可笑了。
Re: “秦学”不过是一场闹剧（之一）是学术研究，还是信口开河
胡适之罪在于晚年已经知道自己为＂竖子＂时犯错而不能声言＂胡言＂是＂胡说＂！致使＂周汝昌＂之流能够抱紧＂曹雪芹＂这个＂沟施＂不放而不被人耻笑！此诚为胡适之罪，非＂入场＂之流罪也，因此些人别说是＂大家＂，只能一生遥遥的望＂家＂其背！
俞平伯之罪（仅限于红楼领域）在于晚年用自己一生的积蓄的做人＂楷模＂和天大的勇气否认自己，让人们回到原点，也就是从错误的道路上回到出发点，如果单纯这样对红楼只是自认失败而已！可是此人死前帮了＂红楼＂的死敌一把！大大的帮了一把！着实可恨，天理不容！
当今的红雪茄无罪，因为他们像一群乌头的苍蝇，毫无目的，毫无人格等等的魅力，这些人干什么都没有人相信，因此谈不上罪与不罪的问题！
金庸先生为何要到剑桥大学去读历史学博士
要回答这个问题，请欣赏易中天：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
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
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
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匿。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呢！比如“博导”（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总之，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作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能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样：“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的。你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够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够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你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比如申请课题，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不过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去“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以及邀齐了哥们姐们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上述过程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还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金庸先生为何要到剑桥大学去读历史学博士
亏他们还奢谈学术规范、门槛！
比如医学，须与医术相结合，才能起到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作用。如果医学院教授只懂讲理论而不会开处方，农村医生被农民兄弟誉为“回春妙手”却不知医学为何物，等于学与术脱了节。
红学家们天天研究曹家族谱，有谁尝试过，将研究出来的“辉煌成果”与红楼文本结合，教给广大读者一套阅读红楼的办法呢？没有。但是作家刘心武做了，并且受到了广大红迷的欢迎。红学会的大佬们如坐针毡，以学术规范为名，群殴刘心武。而究其实，红学会的大佬们充其量只有“学”，何曾有过什么“术”呢？亏他们还奢谈学术规范、门槛！
Re: “秦学”不过是一场闹剧（之一）是学术研究，还是信口开河
红楼这一百年"幻泡"一旦戳破也没有意思!
研究红楼不如研究"世事"与"人情"!秦钟教训宝玉的非常正确!
研究红楼是"自误"!各位猛醒!
孔生尤其猛醒.
孔生这些见识如果你真的去实践,当个大学校长没有任何问题,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什么都看清楚了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
"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天理!
别悲观,齐天大圣终究会出世的,不过这个齐天大圣终究还要"悟空",一切还要回到"原点"!毛泽东是个"齐天大圣",终究又能怎样!
世界是人们的世界,世界是草食性动物的世界,世界不是狮子的世界!如果没有大量的"牛羊",你狮子怎样生存!
作者的证据论
周同衡先生不愧是胡适先生的信徒。平伯老一生研红，高风亮节，临终写下：俞平伯胡适有罪，高颚有功。有罪是什么概念？
邱华东先生追问我：“虽然你提到的历史人物，都是真有其人，但你说的那些事和《红楼梦》进行比附，有什么历史根据？又是怎么从《红楼梦》里看出来的？”在此一并作答：我的逻辑，就从清史三大谜中的顺治出家、太后下嫁二大谜说起，算得上是考证的大课题了吧。这二大谜，又牵出了更多的清史之谜。而这些谜底，清朝史料绝对不会给我们留下具体的“历史根据”！而作者亦言之凿凿：“是无有证，斯可云证。 无可云证，是立足境。”这句话告知我们：这本书讲的全是铁证！研红之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才算找到了立脚点。这句话，又可以理解为作者的证据论。
Re: “秦学”不过是一场闹剧（之一）是学术研究，还是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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