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事新考》到底证实了什么

1980年冯先生出版了他的重要专著《曹雪芹家世新考》。在《序》中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归纳为下列七点：

1. 证实了五庆堂的始祖曹良臣和第二代曹泰、曹义都不是真正五庆堂的始祖，而是撰谱人强拉入谱或讹传窜入的。
2. 证实了五庆堂的真正始祖是曹俊。
3. 证实了曹雪芹的上祖与五庆堂的上祖是同一始祖即曹俊，曹雪芹的上祖是曹俊的第四房，五庆堂的上祖是曹俊的第三房。
4. 证实了三房以下大批谱上的人物都是有史可查的，连五庆堂所载的从龙入关的墓葬地点都是真实可靠的。
5. 证实了曹家在天命、天聪、崇德之间，原是明朝的军官，他们是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归附后金的。
6. 证实了曹家在天命、天聪时期原是汉军旗，后来才归入满洲正白旗。
7. 证实了曹家的籍贯确是辽阳，后迁沈阳，而不是河北丰润。

此说一出，立即被红学界许多人奉为圭臬，到处转说，似成定论。例如张庆善先生在他的《曹雪芹祖籍论争述评》中，就一字不漏地转录了冯先生的原话。

本人不是红学家，也无意与前贤或后生争胜，但看了冯先生的论证后却不能不说冯先生连一点也没有"证实"，如我在文化部评奖意见中讲的那样：除了第一点中的一部分即曹良臣、曹义不是父子外，其它各点冯先生都没有证实，甚至相反（而且明显），最多冯先生只是提出了某种可能性而已。鉴于冯先生的权威地位及其在学界的广泛影响，且至今没有一点改变，为了不影响后人不能不予以驳论，请冯先生及其拥护者海涵。

除了祖籍不同外，曹良臣和曹义年龄不接，义是在良臣死后十八年才出生的，且义之父强、祖勇、曾祖花一都不是良臣，也非其另名，他们都是因曹义贵而被封赠"丰润伯"，和宣宁候、安国公，曹良臣自然不会是同一个人。这是冯先生《新考》的主要贡献，是令人心服口服的。

但说曹良臣和曹俊也不是父子，曹良臣不是五庆堂的始祖，是"强拉入谱或讹传窜入"，是"攀附"，则是远远没有证实的事，也不能服人。

冯先生《新考》中的理由有三点：1.祖籍不同，2.年龄不接，3.曹良臣已绝后，不可能有子孙传下。现逐一驳之。

1. 祖籍不同，良臣是"安丰人"，而俊是"仪真人"。如果确知其间没有籍地变迁的话，冯先生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有变迁的话，就不能以此来断定其不是父子和祖孙。父子、祖孙署籍不同不但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如该曹世居安丰，至良臣其先人迁居仪真已四代，但按习惯他仍属籍安丰人，但至其子孙已居仪真五六代他们对吏早的"世居" 或"袓籍" 已毫无印象，持别又由仪真迁居辽东后，其署籍仪真，自称"扬州仪真人"，就是自然合理的事情了。冯先生以此来"证实"俊非良臣子，曹良臣不是五庆曹（即辽东曹）的始祖就是无理的臆断了。何况寿州安丰历史上曾长期归扬州管辖呢！

史传载"曹良臣安丰人"，家谱载"安丰卫人"，到底谁对呢？家谱为攀附妄改当然是可能的，但家族知其本是安丰卫仪真人，时史传作了校改也是有可能的嘛！何况史传只说他是安丰人，并没有说是寿州安丰县人，"安丰人"和"安丰县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安丰以前元时是路，明时是卫（三国魏、南朝宋、南朝梁为安丰郡）。是包括西至寿州、东至泰州，而以扬州为中心的一个宽阔的地段，在此路、此卫、此郡内各个县的人包括仪真人都可以称"安丰人"。史传不说他是"安丰县人"只说"安丰人"，本来即是安丰路，安丰卫人的意思，明时只有安丰卫，没有安丰县。说人家撰谱人是强拉名人入谱是攀附，对吗？

《御祭太师安国公、忠壮公文》是皇上御制的，其中明说良臣是安丰卫仪真人，最后"赐葬安丰卫仪真五坝隅焉"——这皇帝的祭文是可以杜撰，可以是假的吗？连墓葬的地点都说的很明确是安丰卫仪真的五坝隅，怎么还能说人家是妄改，是攀附，是强拉入谱呢？不错，《寿州志》也有曹良臣墓，但为什么一定是那里而不可能是这里呢？只能是《宗谱》攀附，不可能是《寿州志》的攀附马？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

2.所谓年龄不接，这里冯先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把孙磐《圹记》中的辽阳曹俊和《宗谱》中的沈阳曹俊毫无根据地说成是一个人，以辽阳曹俊比良臣晚了两代，不可能是良臣之子，进而断言沈阳曹俊不是良臣之子，因而曹良臣不可能是沈阳曹族的始祖云云。正如王畅先生《考论》所言，沈阳曹无不句及辽，辽阳曹也无一句及沈，除了名字相同外没一点关系。正如李奉佐先生指出的仅燕卫即有好几个曹俊，怎能只见名姓相同就断言是一人，从而作出种种立论呢？周汝昌先生当年查到了《圹记》材料，而不置一词，正是由于无据，故不臆说，而冯先生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断言是一人，进而说曹良臣和曹俊不是父子，良臣非五庆曹始祖云云，怎能说的过去呢？

其实沈阳曹俊的年龄谱中是有记载的：他"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继又调沈阳中卫指挥使，遂世家焉，"而克复辽东，有文介绍是洪武五年（另说四年），对元人的最后一战是洪武二十三年（另说二十年），那即是说洪武初至二十年前后，他已任金州守御继又调沈阳中卫指挥使（原职更早），年龄必在三四十岁上下，正是良臣子侄辈，断言其与良臣年龄不接，不可能是父子有何理由呢？冯先生不是实实在在的错了吗？

3. 曹良臣已绝后，不可能有后代子孙传下去。这里冯先生错的更甚。史志只说："子泰袭侯，坐蓝玉党死，爵除。"几个字，冯先生就断言：泰既无子嗣，又无兄弟，曹良臣已经绝后。我当日看了冯先生的论述，当即批了"不细"二字。因为稍接触红学的人都知道有敦敏、敦诚两兄弟是雪芹的朋友，近人最早了解到的雪芹资料就是两敦提供的，而他们是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当年阿济格也是犯事被赐死爵除，但两敦还不是照样存在？泰"坐蓝玉党死爵除"，只标明泰被处死了，爵位也废除了。连泰是否有子孙，是否绝后都不能断定，更谈良臣何？"爵除"固然有无子嗣兄弟无人可继之意，也有虽有子孙兄弟但不许承袭之意，如英王爵位虽废而子孙仍在繁衍一样。冯先生只看见或只想到一种可能性，便断言不但曹泰连良臣也绝后了。如此就断言曹良臣不是五庆曹族始祖，是撰谱人的"强拉"或"攀附"，不是对人家宗谱的大不敬吗？何况李奉佐先生已经找出了史料，良臣至少还有聪、温、恭三子，被封为镇抚，怎能说良臣已绝后，因而就证实了他不是五庆堂始祖呢？

一些人盲目跟随征引又是怎么回事呢？

当年周汝昌先生听了冯先生讲曹良臣不是五庆堂始祖的通报后，在其《曹雪芹小说》里称赞这是冯先生一大功绩，本人看了周先生书后也盲目认为是这样，别人也基本相同，直到过了一二十年，经过认真分析，现在才知道冯先生的这一论断是不能成立的，也根本没有证实。

至于说曹义也不是五庆堂始祖，也是"强拉入谱或讹传窜入"的，对不对呢？冯先生也是不对的。义不是良臣二子，义小于俊。但第一，他们都是"仪真人"，祖籍、祖居、籍贯完全一样，是同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世居一个县，虽不能说必是一族，但可能性总是有的，机率还比较大。第二，《辽谱》编者士琦、士珣兄弟称丰润伯匡治为"叔"，称勋卫鼎盛为"兄"，不但辈数清楚，连年龄大小也一点不错。不称伯而称叔，不称弟而称兄，他们与己父及自己的年龄差都极清楚，有可能是胡编吗？第三，士琦兄弟还以丰润伯处的"全谱"为自己的原谱，意欲抄录以补自己"失遗兵火中"的谱系，惜未及繕录，叔、兄皆殉难，而"家乘益无征焉"。冯说义不是五庆堂始祖之一，如王畅先生论是不正确的。俊长于义，俊虽非义弟，却很可能是义叔（亲叔或堂叔）。而撰谱人之所以搞错，实因原谱"失遗兵火"，丰润伯处全谱未及繕录又迷失无征。故士琦兄弟及其父致中只好按官书推算：匡治是"叔"，鼎盛是"兄"，他们是清楚的，但义与谁同辈，他们却算错了。把丰润伯中的兄弟相袭，当成父子或叔侄相袭，因而把曹义抬高了一辈。不是曹礼之"二兄"，而错为曹俊之"二兄"，从而闹出了义是良臣二子之笑话，把下一辈的兄弟大排行：仁、义、礼、智、信也搞乱了，引起了研究者的怀疑和不信任。

我认为曹良臣（原名或即忠）和曹勇是堂兄弟，泰、胜、俊、聪、温、恭、简、让都是从堂兄弟（名字也像兄弟），他们都是随曹良臣起事的。仁、义、礼、智、信也是同门兄弟。五庆谱中种种错误都来源于一点：把曹义辈数排错了一辈。从《遵化通志》"丰润伯"一栏看，义是鼎盛的九世祖，从《宗谱》看，礼也是士琦的九世祖。鼎盛、士琦是兄弟，义、礼也自然是兄弟。冯先生五庆谱表中"名失莫记"一辈，本是没有的，《通志》文炳是直接允诚，再下就是匡治了。《通志》未提以忠，想亦系代职。

以上是第一点，冯先生除了"证实了"曹良臣、曹义不是父子外，什么都没有证实。

下面我们来论第二点：冯先生说他证实了五庆堂的真正始祖是曹俊。

正如王畅先生在他的《考论》中讲的，五庆堂的入辽始祖是曹俊，是谱中明文写着的，冯先生并没有举出任何史料进行论证，怎么就由冯先生证实了呢？不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吗？

或曰："我证实了良臣、义都不是五庆堂始祖，不就等于证实了真的始祖是曹俊吗？"不要说曹良臣、曹义不是始祖根本都没有证实，就算证实了和证实了始祖是曹俊，也不是一回事。论证中是有"排除法"，但那要有一个大前提：即A、B、C三者必有一是，今A不是，B也不是，所以C必是。然这一大前提不存在，A、B 不是，C也可能不是，即曹良臣、义、俊都不是五庆堂真正的始祖，都是"强拉入谱"或"讹传窜入"的。冯先生作了那些论证，又怎样证实的呢？根本没有证实。

冯先生可能又说，我证实了谱中三房一二十人都是"有史可查"的。不就是证实了此谱"完全可靠"，因而谱记俊为始祖不就是证实了吗？这里冯先生也不对，谱中人有上千人，列举出的也有二三百人，其中一二十人"有史可查"，不等于完全可靠，别人也都可征。以个别推断一般。以部分推断全体，以特殊推求普遍，是不合逻辑的，因而也是不可靠的。如果因这部分人有史可证，连墓地也真，就可以证实谱完全可靠，俊实为入辽始祖，那又为什么不能证实良臣、义也是始祖而是"强拉入谱或讹传窜入"的呢？既然良臣、义不能因而证实、因而确立、那俊为始祖又怎能因而确立，因而证实呢？

或曰："良臣、义不是始祖，我有证据！"可是您又怎知俊没有证据呢？只是您未发现而已。没有发现正面或反面证据。仅仅据那十几个人可靠，就说自己证实了真的始祖是曹俊，叫人怎么信服，又怎能成立呢？

三、说自己"证实了曹雪芹上租与五庆堂的上祖是同一始祖即曹俊，曹雪芹的上祖是曹俊的第四房，五庆堂的上祖是曹俊的第三房。"这和第二点有相似之处，这也是五庆谱中明文写着的，冯先生也说是他的功劳、成绩，是他"证实了"云云。可疑之点是谱记入辽始祖是曹俊，三房礼以下诸人都是纸笔墨一致的宗谱正文，而四房锡远一支却是另纸、另笔、另墨撰写的，明显是另人另时用另样笔墨抄写的——因而其可信度低，令人不能不疑。后来抄清时才用了同一的纸笔，即通谓之的"清抄本"，也就是后来出版的那个宗谱。它是就笔墨不一的原本抄来的，它并不是"正本"，而原本底本更不是"录副本"。例如最早目睹过这两谱（原谱及清抄谱）的周汝昌先生就指出了五庆谱的《十点问题》。除笔迹、墨色、纸张存在明显的问题外，锡远一支空白五世接到曹智之下，其中十一人较之《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无官衔者一个不载，既无配偶也无子女及所嫁姓氏门第，并存在许多明显错误，如寅"生二子"寅"字楝亭"等等，特殊荣宠与康熙的特殊亲密关系种种都一概不知。王畅先生也作了深入分析，指出了错误及可疑之点，连丰润曹邦也被拉入谱内，怎能认定疑窦重重明显是后人另纸另墨据《通谱》及《雅颂集》抄入的曹锡远一支就是曹俊的四房，和士琦等三房诸人一样也真实可信，进而那《五庆谱》即是曹雪芹的"家谱"云云，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冯先生有意无意地隐瞒或回避这种种问题，是"实事求是"。"无隐瞒地公布史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作法吗？

至于"姻亲纽带"，曹寅称甘国基为"鸿舒表兄"，指五庆三房全忠女嫁甘体垣一事，原也是周先生发现的。周先生在查阅了种种材料后，只说"如果承认表字的正义是姑表而非姨表，这应该就是曹寅称甘国基为表兄的缘故了。""这个沈阳指挥使曹全忠可能是和雪芹家同宗的，该和曹振彦是同辈。"用的是"可能"是"如果"，这是治学严谨的学者应有的态度，只要有一点可疑之处，即不妄下结论。而到了冯先生那里这些就都成了"确凿无疑""" "足征""""决非他谱窜入"等等了。可见态度之不同。其实"表兄"" 就是"外兄"的意思，如果"表字"正义只是"姑表"，那就不会有"姨表"之称，既有"姨表"之称，可见这个"正义"仅仅是"假设"，是"如果"，而非真实。姨母之子不称表兄弟称什么呢？贾宝玉不称薛蟠为"表兄"，能称什么兄呢？不但亲姑、亲姨、亲舅之子是"表兄"，表姑、表舅、表姨之子也要称"表兄"，祖母、堂祖母、同门同族祖母、表祖母之内孙也要称"表兄"，妻、嫂、弟妇之表兄也要称"表兄"，联宗或结义兄弟的表兄，甚至同村、同门、同事之表兄也要称"表兄"，它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称呼，勿怪江西人通称之为"老表"了。而寅正是江西人，经丰润迁辽东。

当年辽谱的编者曹士珣及其父致中就住在江宁（白下），谱也是在江宁"胪列成帙"的，而曹玺、曹寅就在江宁作官，和辽谱修者士琦、士珣兄弟及其后代却未见一点文献联系，这应作何解释呢？相反和丰润的曹鋡、曹鈖等却那般的亲密：讲"吾宗"称"骨肉"说"连枝"用"雁行"，对安徽池州曹氏也称"侄"，说"阿咸"，都有亲密来往，唯独对这个同为辽东的五庆曹氏没一点往来，未见一点资料。这能不令人生疑吗？

置这一切问题于不顾，仅仅只据一个转录的"四房"及"表兄"二字就敢作出雪芹上祖与五庆上祖是同一始祖即曹俊，曹雪芹的上祖即是曹俊的四房，甚至《五庆谱》即是曹雪芹的"家谱"的结论。这能是"证实"了吗？

时至今日冯先生仍是没一点改变。依旧大胆武断，其学风和学识，治学态度和思辨能力实在令人生疑，无法恭维。

四、" 证实了三房以下大批谱上的人物都是有史可查的，连五庆堂所载的从龙入关的墓葬地点都是真实可靠的。"应该说和上两个问题冯先生仅据谱之记载，未举任何材料也未作任何分析论证，便宣布自己"证实"了不同，有关此点冯先生是作了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的，虽然不是"大批"，仅仅只是一二十个人而已。比已记录在案的二三百人和未记入的千余人，实在只是个少数或极少数。至于墓地仅仅只是那几个人。据查访那儿是"曹墓地"，而被访者称其祖上是"看坟的"。这也就是冯先生多次说到的"正确方法"。但把少数或极少数说成"大批"并以此来证实"大批"可靠，至少也反映了冯先生的夸张和言过其实的文风，和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有距离的。一般说来，对一个宗谱或族谱，其中的人物名字、职务、配偶及子女均有，不作调查分析也应该说是可信的，本不必一一核对或寻访；反过来，对少数人作了核对查访，依然不能证实其整个谱的完全可靠，没查到也不能证实其不可靠，这都是显然的事情。但冯先生作了工作总是好的，虽然只是少数人，但比空口宣布无疑好多了。

但是，想以此来证实始祖是曹俊，雪芹属俊之第四房，是不能成立的 。前已说及，此不赘述。虽然冯先生的本意原是如此。

五．" 证实了曹家在天命，天聪，崇德之间原是明朝的军官，他们是在当时的明与后金的战争中归附后金的"。对这一问题，我实在不知冯先生是怎样证实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当时"曹家"有多少人，这些人在当时全都是明朝的军官，没一个文官或农商百姓，这恐怕对任一家族都是无法证实的事。何况是一个有多少人也不知道的家族！不说升、仁、礼、智、信、只说礼之后人，除士琦、德先两支外，仅前边的四代单传就不知略掉了多少人，他们在此时都是明之军官后来归附后金云云，从何说起呢？曹绍中确是原明之军官后归附后金，其子德先、仁先、义先等归附后金是确实的，但是否当过明之军官就无任何根据了。致中官通判，士珣为贡生，其不是军官是显然的。更弄不清楚是明朝还是清朝！那个沈阳指挥使曹权中及其子振先（官指挥）是明朝"军官"是确定的，但后来是否归附后金，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了。"原为明朝军官""后归附后金"怎么说呢？没有不是军官，军官中没有战死、自杀或被杀的吗？

如果"曹家"仅仅是指锡远（文意不是如此）那还是有点根据，也就是那两篇《曹玺传》："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及"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但因语焉不详，又没有旁证，解释起来比较困难。从"宦沈阳遂家焉"，结合《氏族通谱》"世居沈阳地方"，他应该是在明朝为官。"令沈阳"应是为沈阳县令，但明时无沈阳县，沈阳是卫，因而也就无沈阳县令，只有沈阳中卫指挥使，不是"七品芝麻官"而是"三品大员"，但却找不到一点史料记载，尤其《五庆谱》，锡远被列为是谱中的一支，他就在沈阳为指挥使，作为"千有馀人的""沈阳巨族"，三房后人怎么竟没有一人知道，全是从官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摘录的呢？这不可疑吗？第二，曹俊长房后人何时离职被降千户，怎样到了三房权中（全忠）任指挥使一职？还有振先，也是"指挥"，他们是何时离职的，怎会到世选手中，他是继宗侄或侄孙的"世职"吗？从甘氏宗谱看，全忠女曹氏生于万历庚戍八月初五（1610年）至努尔哈赤陷沈阳时，她才十一岁。其父全忠曹公也不过四五十岁，正壮时，就已去世了？而且他还有子也是"指挥"（应即指挥使），该时也不过二十几岁，能轮到曹锡远（世选）为指挥使吗？那是哪年月呢？而且还是"令沈阳有声"呢！第三，《曹玺传》自然是写于清朝，在清朝说某人令前朝（敌国）某官"有声"声誉极好，这可以吗？要知道那是令敌国的官吏呀！明朝说他干的极好，清朝要说他干的极坏呀，也可以说其"有声"吗？如今中国可以说前朝将领傅作义令北平有声，杜聿明"令沈阳有声"吗？何况世选即便当了指挥使也接近沈阳失守了，他还能怎样"令沈阳有声"呢？或许《江宁府志》这段记述有问题，故仅为抄本，并未正式出版，而《上元县志》无论康熙、乾隆、道光版都一律全同，仅仅是一个"宦"字——和必是前朝军官不是一回事！

相反，如是清朝官吏，世选作为沈阳县令"令沈阳有声"还是合理的，后金攻下沈、辽后，沈阳一度为县，但世选凭什么被任，还是说不清的，他后来归附后金是确实的，但是否为明朝军官还是不能做出肯定的论断，说他"原为明朝军官，他们是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归附后金的"还是不能证实的事情。

至于振彦，他是当过明之军官后归后金，还是生年较晚，儿童时代或读书时期就已归附了，后来才当了后金的军官，恐怕也还是要深入调查分析才行。周汝昌先生早已查得孙氏生于天聪六年（1632年），曹玺年龄必与之相近，误差不过两三年，取中值二人同岁计算，假如振彦二十五岁生玺，振彦当生于1607年；三十岁生玺，振彦应生于1602年。振彦生于1602或生于1607年至1621年清太祖陷沈阳时，他只有十四岁或十九岁，不大可能为明之军官，或许还是生員或贡士吧？断言他是明之军官，后来归附后金是根据不足的。

更无法证实，至少在目前的条件下。

六"证实了曹家在天命、天聪时期原是汉军旗，后来才归入满洲正白旗。"当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向明宣战后，抚顺守军李永芳部率先投降，满洲军中最早有了汉兵或汉军，后来投降或起义的汉军日多，才成立了汉军八旗，与满洲、蒙古八旗同，旗色同一。前已说及"曹家"如果是指《辽东曹氏宗谱》即《五庆谱》中的曹家（冯先生思路原应如此）那么曹绍中归降后确属汉军旗（由天佑兵归旗）其子也是汉军旗，但从未改隶满洲旗；权中及其子是否归附后金，始终未有记载，是否汉军也说不上，更不要说由汉军旗归满洲旗了。至于锡远、振彦父子是否如冯先生言"原是汉军旗后来才归入满洲正白旗"呢？冯先生始终也未拿出证据来，见到的材料都是"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内务府正白旗人"或"内府包衣人"，包括冯先生发现的"多尔滚属下"，没一处先为汉军旗的文献（道听途说例外）。时至今日冯先生在有关文章中仍是这样说：努尔哈赤"天命六年攻取辽阳时，原驻辽阳的明军下级军官曹振彦归附后金，由附马总镇佟养性管辖。"前已说及天命六年曹振彦不过一二十岁，不大可能是明之军官；至于是否归佟养性管辖，因而原属汉军旗，冯先生仍然是没有证据。唯一当成理由的，仍然是辽阳的那块碑，冯说它"说明了问题""碑上曹振彦已属佟养性。"但《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哪里说了曹振彦为佟养性的属下呢？没有一个字。碑的正面记述了喇嘛生平及太祖皇帝礼敬情况："倍常供给"至"示寂归西"，又有敕修建宝塔敛藏舍利，后由法弟白喇嘛奉请皇上敕旨及八王旨令乃建宝塔，事竣谨识，天聪四年，负责人：钦差督理工程附马总镇佟养性，委官备御蔡永年，游击大海、杨于渭撰。碑阴则是有关人名。第一栏喇嘛门徒，第二栏，侍奉香火看莲僧，第三栏西会广佑大慈航寺僧，第四栏总镇副参游备等官，后有曹振彦之名，第五栏，匠人。前四栏顶格书军，人名上均空四格，唯匠人一栏记于左下角。这就是原来式样。后来皇上侍臣库滴、义马哈、龙十、偏姑等重要满洲官员加入，便刻于众官上的空处，竖名横排。千总房可成等加入便刻在侍臣下，匠人上的空隙，后来佟一朋等加入，便将副将佟一朋二人参将杨旗鼓三人插入千总后之空处，而将游备郎位等三人插入众官右侧，西会诸僧名后的空处，孔有德等归降后，便将三总名字刻入碑阳空处（奉旨下，佟养性前），终成了现在碑的样子。哪里说了振彦是佟养性属下初隶汉军旗呢？根本没有一字。

冯先生说碑阴暑有曹振彦的名字，佟养性是钦差督理，所以他就是佟养性属下，就是初隶汉军，那是不是也认为碑右的喇嘛僧众，碑左的各种匠人，碑上的皇上侍臣，也都是佟养性属下，都是汉军旗人呢？既然他们都不是，怎么曹振彦就是呢，这道理何在呢？当时佟养性不过是"三等副将世职"，因归顺汉兵日多才"充总兵官"，马登云、黑云龙等总兵官怎能是他的属下呢？当时，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尚未归顺，更不能是佟之属下了。

佟当时（天聪四年）只是个"督理工程"的"工程头儿"，哪里管得了皇上侍臣等满洲人和满洲包衣人曹振彦嘛！总镇副参游备等只是信官损助人（有关人员之一），怎么能扯到佟养性属下去了呢？就算他提前一年就已被任命为汉人"总理"，也管不到满洲旗人头上，何况那毕竟是下一年的事！而且不到一年佟就死了，最多也只是个名义，除了"乌真超哈"是直属他的部队外，其他汉兵也还是分属于别的总兵之下的。

振彦后来属于满洲正白旗当然是对的，但说他原属汉军旗，后来才归入满洲正白旗，完全是个臆断，并没有根据。冯先生也不想想汉军旗如何能转入满洲上三旗，连满洲"下五旗"都无法转，除非特殊情况，如皇上后妃等，才能"抬旗"，其他军功等都无抬旗的例子，一个汉军旗怎可能转成满洲正白旗呢？除了犯了大罪被发放为满洲家奴，才会成为满洲籍，但却不可能迅速摆脱奴仆地位，成了"牛录章京"！

这里想特别谈谈所谓"教官"的问题，辽阳方面最早将碑之"照片"寄给冯先生，冯又亲自去辽阳查看，而且他又是书法家深有古文根底，照理应该清楚宝记碑上振彦一行上方凸出的二字本是"敖官"而不是他公布的"教官"。我辈限于条件，不能亲睹，一直都相信冯先生的话，以为真的是"教官"，直到前几年铁岭李奉佐先生亲自去辽阳验证，并拍了照片附在《真祖地》一书中。任何人看了照片都可看出该字是"敖"而非"教"。"教" 是"孝"字旁，上"土"下"子"，斜撇从右上至左下，"土"一横短，二横长，竖不出底横，"子"是横勾，弯勾，提；而"敖"字偏旁是，上面三横一竖撇，下面横折勾。一横稍长，二横特短，三横最长，竖撇相连，下面"横折勾"与"子"实在区别明显，不可能混淆，民国方志已记清是"敖"，日伪方志才写成" 教"——大概是不明"敖官"何意且当时军校教官很多，才记为"教"字。大约冯先生也是不明"敖"字何意并为了与佟养性的炮兵部队接上关系，从而断言振彦是佟之部下，先汉军旗后归满洲旗，才说成是"教官"的吧？

"敖官"或者和前面的"才官"一样，都是人名，周先生指出中国早就有敖姓，因原碑刻写不齐，下方只馀一字之空，故转记下行之上的空白处。这是有可能的，但对照"三碑"我认为"敖官"也可能是职称，与"致政"、"府吏"、"生员"等同。《康熙字典》："敖，游也。""棣作敖"。综合看，大约即是游散狱吏、文士等官，和总镇副参游备等官是不同的。《玉皇庙》碑，振彦上也高二格写着"致政" 二字，同人有冯志祥也两碑均见，且"致政"与"总镇副参游备等官"，中间隔了"侍奉香火道士"一栏，故我以为是闲散官员亦即其他官员——其他捐助官员之义。作"教官"不对，哪来这么多教官而无一其他官吏信士呢？当作人名似亦不合三碑通体，还是解作其他游散官员为是。

不管怎样，搞了几十年的"教官"公案。应该结束了，什么红衣大炮教官、属佟养性管，先汉军旗后为满洲旗等等，我希望冯先生就不要再坚持了，实在没有证实，也无法证实。

七、最后来说祖籍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王畅、李奉佐等已经讲的很多了，这里不准备多说。冯先生讲他的《新考》证实了曹家的祖籍确是辽阳后迁沈阳而不是丰润。像冯先生这样把"丰润说"和"辽阳说"当作"非此即彼"的对立的问题提出来，实是不符常情的。"丰润说"的本意是说辽阳或辽东曹氏是从河北丰润迁去的，是说曹氏原居丰润，后迁辽阳、沈阳。《辞源》，《辞海》等权威书籍也是这么写着的。没有人说他们后来不曾迁辽东或辽阳，举出"辽阳人"或"著藉襄平"有什么意思呢？是反驳谁和谁论争呢？我们都承认后迁辽东、辽阳或铁岭，何况"辽阳说"还是所谓"丰润说"者周汝昌先生提出的，"奉天辽阳人"的种种史料还是周先生查找出来的。冯先生及李华还有吴新雷等发现的《曹玺传》"著籍襄平""宦沈阳""令沈阳有声"只是进一步证实了周先生当年提出的"辽阳说"及胡先生提出的"沈阳说"而已，怎么能证实了迁辽前的祖籍"不是丰润"呢？这原是王畅指出的两个不同时代的两个不同的问题嘛！您要说不是由丰润迁去的，您就要提出并论证他们是从哪里出关，从哪儿入辽的？怎么能以入辽来反证不是从丰润迁去的呢？您就应该如您以前那样提出并论证他们是从定陶迁入的，或如你认为是"曹雪芹家谱"的《辽东曹氏宗谱》明记的由仪真迁辽的。现在"定陶说"破灭了，"仪真说"又被你否决了，那曹氏是从哪迁辽东、辽阳、沈阳或铁岭的呢？没有答案，不知哪里。那怎能否定是经丰润迁辽东呢？所以要否定丰润说不能举辽阳或沈阳的理由，那只表示后来迁哪里，和原先在哪里，从哪迁来，完全不是一回事。而是要否定"丰润说"的理由，就要否定《浭谱》的三篇序言（尤其鼎望序），《棟亭集》中的两称"吾宗"，三称"骨肉"，以及用"连枝"比"雁行"等诗文含义及友朋们多处指出的："平阳苗裔"、""惠穆流徽"、"武惠王彬后"、"知为丰润人"种种史料，举那些"确凿无疑"的沈阳、辽阳、辽东的史料是毫无意义的，没一点用处。是无的放矢、文不对题，丝毫说明不了什么。我们原都是承认辽阳、沈阳说的，不同的是：我们还同时承认铁岭说。现今铁岭李奉佐先生的《曹家芹祖籍铁岭考》、《曹雪芹真祖地铁岭》和《曹雪芹家世新证》三书出来了，对"著籍襄平"、"辽阳人"，有了新的解释。古襄平原在辽北一带而不是今辽阳，古辽阳和今辽阳也不是一地，仅看"辽阳说" 最早引用的《史记~匈奴列传》燕长城"自造阳至襄平"即可知古襄平不是今辽阳。因为至辽阳的不是公路、铁路，而是长城，作为边界防御工事，必在辽北边界，断不可能是在内地的今辽阳；襄平作为长城的东端，必在铁岭一带，还有《水经注校》"大辽水屈而西南流经襄平县故城西"，亦可证襄平实在铁岭附近；还有方志中多处提到"汉襄平县故城""""襄平县地"等，故铁岭著名史家李锴在其史著《尚史》中自署"襄平后学李锴"。以为襄平就是今辽阳，"著籍襄平"就是祖籍辽阳市，起码论证不充分：置那么多"襄平故城"，"襄平县地"于不顾，只讲襄平就是辽阳，怎能服人呢？又何谈"证实"？

至于"辽阳人"或" 奉天辽阳人"，本是"辽阳省人"的意思，也即"辽东人"的意思，和今之辽阳市县完全不是一回事。奉佐举出数十名"辽阳人"或"奉天辽阳人"都不是辽阳市或辽阳县人，有的还是道地的铁岭人，如指头画家高其佩，《方志》也说他是"奉天辽阳人"和曹振彦一字不差，但事实并非如此。

说"辽阳人"只是专指"辽阳市县人"，而非泛指"辽阳省人"，真合适吗？

别的不说，曹雪芹《红楼梦》中即有佳列，他称"金陵"为省而不是市。第五回，宝玉问"何谓金陵十二钗正册？"警幻答"即贵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又说：" 贵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这里"金陵"即指"金陵省"而非"金陵市"即南京市，查《辞源》也是不对的。第二回说甄家职务"金陵省体院总哉甄家"。其"金陵省"三字相连，毫无别解，可知雪芹所说金陵原是指的省。所以"金陵十二钗"正册之冠林黛玉、副十二钗之冠甄英莲，虽是苏州人，但都是"金陵省人"，都称《金陵十二钗》。曹雪芹深知当时文士以省城或首县来称全省的惯例，而李奉佐的研究和曹雪芹的命义一致，不是偶然的。

遇事只看个表面，一见襄平、辽阳就是今辽阳市县，不可能是襄平郡、辽阳省，是无理的，也不能服人。

周汝昌先生看了李奉佐先生的《考》等著作后，已经放弃了"辽阳说"——辽阳市县说，转认为它根据不实。我们也是如此。

李先生的论著虽然还不能证明辽阳定非祖籍之一——曹家从未迁过辽阳市县，不能说一定不可能，但亦足以证明"祖籍定辽阳"是不能成立的。如要说祖籍辽阳，还需要寻找新的证据。

冯先生的《新考》实在没有"证实"这一切。

冯先生爱说："历史是由史实组成的，而不是谎言组成的，谎言是永远变不成历史的。""历史也不是可以用诡辨术加以纽曲的，也不是化装术可以改扮的。"《史记》燕长城的材料。《水经注》的记述，及《辽史》、《金史》、《盛京通志》种种真都是"谎言"而不是"史实"吗？冯先生能考证一下，证实一下吗？不作实证只靠宣布是无法服人的，也无法成为历史。

其他就不说了，说冯先生提出了一种可能性是可以的，但说自己"证实了"七点，则是远远不够的。每一点都有问题，都有疏漏——离真的证实还相距尚远。

以上种种辨驳并非是和冯先生为难，论争实在不是和谁过不去，攻击谁、反对谁、要把谁怎样，只是为澄清事实、辨明真相，而不遗误后人，才不得不一一细辨之。实是为学术真理、为科学是非，而不是出于个人恩怨。区区此心，望予朗照。

由于本人地位卑微、知误浅薄、表达能力低下，所论难免种种错误及不当之处，欢迎冯先生及各位学人方家指正。

史直生 阎肃林
2003年7月

馀论

冯其庸先生2007年6月，又一次去辽阳查看《宝记》碑， 结论依旧是" 教官"，并写了《教官考论》，刊于《学刊》07年5集。

他说：" 经仔细反复多人观察，一致认为是"教" 字。"他找到了附近康熙时代的一块碑上有三个"教" 字，一个"孝" 字，下面子字的第一笔横"比上面土字头的第二横还长"。实际公布的只有兩个"教" 字，一个"孝" 字。只有一个"教" 字如冯先生言；子字一横略长于土字二横外，另一"教" 字和"孝"都是土字二横长于子字一横，甚至长出一倍，冯先生就只字不提了。《宝记》碑上那个字明白是"敖" 不是"教"， 他偏说是"教"，还是"土字头" 底下"子" 字，中间一"斜撇"， 只是写法与一般写法不同，勿怪《奉天通志》会误认为是"敖" 字了。这样冯先生就完成了他的指"敖" 为"教" 的 论证工作。

冯先生找来康熙碑上的那个字{见28页}榜文上的那个字{29页}谁看了都承认是"教" 字，因为它真的是"土字头" 一横短，二横长，竖不出二横； 中间是"一斜撇" 从一横右外起，穿过二横右侧向左边；下面子字是横勾，弯勾，提{作偏旁时最后一笔写作提，不写横}。而《宝记》碑上那个字，是三横一竖撇，一横略长，二横特短，三横最长；竖撇从中间直穿向左；底下也不是子，非横勾，弯勾，提。怎么会是"一模一样"，" 完全一样" 呢？

实际《宝记》碑上就有一个"孝"（ 金孝容），一个"子"（俞子伟），还有七个李字（李思中等），都是标准的汉字：土字怎么写，一横多长，二横多长，竖到哪止；斜撇怎么写，从哪起，从哪穿过；子字怎么写，一笔横勾多长，二笔弯勾，从哪起，多弯，哪里有冯先生想象的、撰写的那种特殊的写法吗？

从冯先生这次的照片或拓片看，下边竖勾中间明显有一横（以前的不清），这大约即是下部是子字的原因了。但"孝" 字作偏旁时，最后一笔应写为"提"，不写"横"，参看冯先生论文中举出的几个"教" 字，无一例外，都是同一写法：最后一笔为"提"， 而《宝记》碑上那个字下边却明显是一"横"。这是怎么回事呢？细看原来是"横折勾" 的"横" 下紧接"折勾"， 实实是"敖" 旁下边的最后一笔；"横折勾"，只是不知被谁、什么人硬加了一笔直竖而已。这一"竖" 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也"有人作伪"呢？我因限于水平和条件，就不好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