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亮丽且又最黯淡的北极星：薛宝钗（4）

（三）两座隐忍的丰碑

在粗略分析了薛宝钗的实力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她就是《红楼梦》中最亮丽的北极星。在她的周围，林黛玉、史湘云、王熙凤、贾探春，四个重量级人物，都不免黯然失色。她们是贾府的新生代，不管封建社会之必然没落，不管她们所择道路有何不同，不管她们个性有何差别，她们毕竟被贾府寄以了厚望，说到底也是被那个没落的社会寄以了厚望。在贾母、王夫人等贾府的高层看来，薛宝钗自是新生代的中心，为了延续那不能再延续的一切，她们要让"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杜甫诗云："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此适之于乱世，却不适之于末世。人们一般奖"乱世""末世"混为一谈，实则乱世只是兵荒马乱群雄争霸，至于社会之上升抑或没落，皆被包容。即杜甫所处之乱世，封建制度未走向没落，还有相当强的行命力；而《红楼梦》反映的则是末世，千年的沧桑，铁桶般的压抑，注定了一种制度的灭亡，一个社会的没落。最后的寄托，最后的希望，压在了薛宝钗身上，虽然她未必情愿担起这个重担，虽然她将面临《红楼梦》所涵盖的宇宙中最大的悲剧，虽然她也自觉到了这一点，但她仍然义无反顾的走向了不归路，做了那个社会的活祭品。林黛玉走的是反叛之路，史湘云走的是狂放之路，王熙凤走的是专制之路，贾探春走的是改革之路。四种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众星拱月的不可行。但是薛宝钗有责任有义务成为她们的中心，这就需要实力、智慧、手腕。我们欣慰地看到，她至少在表面上成功了，而这一过程中，以一贯之的就是隐忍。在实力不足以驾驭全局的时侯，在各自为政的时侯，在新旧冲突矛盾尖锐化的时侯，隐忍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薛宝钗的隐忍，代表了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待时之隐。薛宝钗的隐忍是儒家的隐忍，在隐忍中期侍着爆发，用贾雨村的话讲就是"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她之隐忍有爆发之时，但那爆发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她失去了读者的同情心。如果说她的爱情婚姻是悲剧，隐忍是悲剧的话，那么她的悲剧得不到同情与正确认识，则是更大的悲剧。不管怎样，薛宝钗的隐忍，是《红楼梦》中隐忍意识的一座丰碑。

如果以薛宝钗的隐忍意识反观林黛玉，我们也会发现另一种隐忍。有时侯，人的感觉莫名其妙，只要是把《红楼梦》大致瞧一遍，就能发现林黛玉在贾府中是一个锋芒毕露争强取胜的出众者。做什么事都无所顾忌，讲什么话都肆无忌惮，怎么会隐忍呢？其实，她那凄凄惨惨、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哭泣，她那堪入"低调俱乐部"的哀吟、浅唱都是隐忍的表现，而最主要的则是爱情中的隐忍。我们可以这样说，她的锋芒毕露，是表象；她的进攻性最强时，我们分明的感到她内心的颤抖。如果没有表面的进攻，我怀疑她的内心是不是要被碾碎。强烈的进攻，或许能带来快意的沾沾自喜，或许能带来失意的伤心哭泣，但如此而已。她的隐忍，大抵在内心深处；"心病"从不说出，尤其在无干的闲人面前，甚至对知己也不说出，而旁敲侧击，转移斗争视线，让人心领神会。或许，正是她表面的锋芒露遮掩了内心深处的隐忍。林黛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弱、多病，但精神却相当刚强，为了追求，"虽九死犹未悔"。但心灵的隐忍与精神的强又如何统一呢？以我之私心而论，人的心灵与精神是不能划等号的。心灵大抵侧重情感，精神大抵侧重理性。在大多情况下，心灵的隐忍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唯其如此，才能继续下去。那精神支柱是什么呢？私以为，是对美好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如果深入分析，会发现，林黛玉毕生追求的即是自由，自由的生活，自由的抒发性灵，自由的追求爱情，但是当自由女神降临到她身上时，她未必不会踌躇，她之能力无法享受自由，甚至她本身畏惧自由。末代儿女情之与自由的关系，就是那么尴尬。我们不能说她对自由的热爱是叶公好龙式的，但是其内心深处的隐忍所造成的表象往往让我们迷惑不解。末代儿女情，或许是人世间多余的情；或许，正因为她的多余，才成就了她的价值。基于对自由的追求，我想把林黛玉的隐忍往道家那里归结。道家之隐多为避世之隐，他们追求自由"不为有国者羁"；他们追求文化人格的独立与完整；他们要在无奈的世界中活得更精彩。林黛玉的隐忍，正是道家之隐忍的代表，这是《红楼梦》中隐忍意识的第二座丰碑。

在对两座隐忍的丰碑进行比较、分析之前，必须区分清两个概念，即"隐逸"与"隐忍"。隐逸是一种文化现象；隐忍是一种文化心理。隐逸有五要素，即正义、自由、待时、生存、冷漠；隐忍则与人的意志、需要、智慧、机遇相关联，其本身无所谓正义所否。隐逸可分为不合作的忤世之隐，大多为儒家之隐，与不合作的避世之隐，大多道家之隐。隐忍，有时作为一种权变；有时则为了自由。隐逸与隐忍又是相互联系的。隐逸则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心理基础必是隐忍。但隐忍的人未必有隐逸的追求。二者只存在于一定的时期内，如同世界上绝对没有真正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一样，人们的隐忍都是暂时的。从山林走向社会，是必然；从隐忍走向爆发，是归宿。有的隐忍者关于权衡利弊、抓住时机，走向了成功，这是值得赞扬的，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话。有的隐忍者则由了自身之不善抓住时机，由了运命之无奈，唯有以死告白人间，这是值得同情的。

隐忍意识的根源

1. 社会根源

曹雪芹是伟大的，《红楼梦》是伟大的，其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行将没落，更在于它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它反映了人本身某些共同的东西，若情爱、为人处事、欲望、悟、文化意识、审美情趣、审美心理结构、哲学思想、人类之前途与归宿等。如果《红楼梦》对人本身没有极大的关注，没有艺术的辉煌成就，而只是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没落，那么它的价值只在历史研究中，它本身也将淹没于浩翰无边的文献。而隐忍意识，无疑是曹雪芹对人本身关注的一大体现。首先，曹雪芹作为封建时代历经繁华而走向究愁困苦的文人是有隐忍意识的。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是幼年最大的陶醉，也是他年美好的追忆。而家世的没落，生活的困苦，打破了儿时的梦想，"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现实，使他深感人世之无奈，从而对那个社会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统治阶级之腐朽及没落有了较为深刻的体验。所谓追忆者，一则由了美好的易逝，一则由了现世的无奈。若曹雪芹生于穷乡僻野，"不知人世有江南"，纵有才华，也只能成为一个落寞的文人，他这一生也难有美好的记忆。若曹雪芹一生享尽荣华富贵，纵有才华，顶多成为一个有同情心的佳公子抑或风流文人，他这一生也难有多大的建树。唯有昔日之昌盛繁华，今日之衰草枯杨，形成鲜明的对比，让人心难平，再加之才华，才有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谓呕心沥血。他题的那首绝句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我所知所学理解这首诗，可谓难上加难，但我深信"其中味"必有"隐忍"这一伟大的意识。所谓"辛酸"不仅包含着人世的苦难，更有在苦难中的隐忍，在隐忍中的抗争。自古唯有甘于寂寞者，方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以现世来反观，不值得人们反思么？曹雪芹自身有隐忍意识，将其意识注入《红楼梦》是一定的，更何况《红楼梦》本身就是隐忍的结晶。同时，曹雪芹的隐忍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李自成的失败带来了满清帝国的建立，落后的少数民族总是更易接受和强制推行保守反动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资本主义因素在清初被全面打了下去在那几位所谓'雄才大略'的君主漫长统治时期，巩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全面闭关自守的儒家正统理论，成了明确的国家指导思想......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面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李泽厚《美学三书·美的历程》1999年安徽文艺出版社，196页）当然，清代最令文人头痛的还是文字狱。"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前期，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君王，绵延一百二十余年。无论就时间之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来看，都是没有先例的。其目的在于：淡化汉民族的民族意识，摧毁其民族气节，打跨其独立人格，达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大抵引自《清代文字狱纪实》，书名不确了）曹雪芹为汉军旗人是一定的，文字狱的锋芒迫使他在书中"大旨谈情"，即使如此，《红楼梦》亦被查禁过。隐忍的时代自是由了政治的高压，隐忍的文人也只有在隐忍中挣扎，挣扎的结晶依然是隐忍。或许，正因了隐忍，中国文学史上才出现了一座珠穆朗玛峰；或许，那种隐忍最值得我们深思，也最能给我们带了教益。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薛宝钗的隐忍意识就可以发现那种隐忍给人一种距离感。那种距离感，不是由了千山万水的阻隔，不是由了天上人间的寒清，而是由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冷漠。她的喜怒哀乐难以形之以表。"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自是对她的定评。她之与宝玉、凤姐都保持着一种距离；她之与黛玉、湘云仿佛很亲密，简直赤诚相待，但都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作做。她可能是一个遥控器，她随时以一种"旁观者清"的姿态对人指手划脚。或许，这种带有距离感的隐忍正是"冷美人"的特质。其社会根源，可能是贾府关系网的复杂性、权力争夺的残酷性、新旧冲突的尖锐性。薛宝钗毕竟是贾府里的客卿，若不是母兄尚在，家业尚在，其实际地位较之黛玉亦有不如。为了造就有利的形势，对下宽容，一个个的小丫头都爱和她玩；对于和她地位一样的，保持冷漠；对于贾母、王夫人则是极力讨好。这种讨好不同于凤姐的那种。凤姐讨好方式完全是世俗化的，虽不易掌握，但一瞧就明白。宝钗的讨好方式很文雅，有传统文人的气质，既含蓄，又易让人明白，更何况贾母之文化素养令人佩服得紧。尤其，她对才子佳人戏曲的评价，虽寥寥数语，却语语中的。贾府的权力争夺，还是很激烈的，作诗、谈文、行酒令、赏花之后，总有几番热闹的场面，若"酸凤姐大闹宁国府"。对此，薛宝钗必须保持一种清醒，暂时不介入无疑是最明智的。新旧的冲突，大抵涉及到了反封建的问题，一般在爱情方面打开缺口，若金钏、晴雯的死，鸳鸯的反抗，尤三姐的自刎，都是新旧冲突的典型代表。薛宝钗对这些事件到底持何态度？她站在正统的立场上是一定的。她听到了小红的隐私，便想道："怪道从古到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她对黛玉道："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人的思想并不能决定其行为。或许，她对金钏之死的冷漠抑或一定意义上的诬蔑，让人无法接受，但在王夫人面前，她又能说什么？即使我们一贯赞扬的那个社会的判逆者贾宝玉，不过撒腿就跑。在贾府那个充满血腥的家庭里，保持清白者寥寥，而宝钗却应是寥寥中的一员。她犯过什么错？她又害过谁？在新旧的尖锐冲突中，与正统保持一种默契，与叛逆保持一种距离，但又力图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可以为正统所用，但对叛逆保持一种宽容，一种人道。她或许是正统与叛逆间的一个中介，或许是正统的变异，或许是叛逆的另一类型。在一个大家庭中，作为这样一个存在，非有智慧与隐忍的意识不可。或许，也正是这样隐忍造就了她的悲剧。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林黛玉的隐忍意识，决不会发现距离感，反会觉察到一种亲切。谈她的隐忍，是不能回避爱情的。无论主观情思如何抒发，我们分明的感到两颗相知者心灵的跳动。两颗心靠的是那么近，那么近，简直要碰撞到一起了。可不知为什么，只能无限制的接近，就是无法相融。就是因了那一层窗户纸，有了《红楼梦》中主体爱情的哀惋、凄凉、缠绵、悲哀，于是有了一次次的试探，一次次的矛盾，一次次的和解。从"西厢记妙词通红语"到"你放心"；从寄旧帕到"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从"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情有独钟，到"还泪一生一笑终"的万般无奈，我们可以看到彼此都力图使对方明了自己的心意，虽然对方都明了，但只是含蓄的试探，从未有过一次真正意义的表白。私以为，其中感人最深的是九十六回那一段：

......黛玉却也不理会，自己走进房来。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

......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

傻姑见了傻蛋大抵是这样的，笑声从背后的苍凉已足以淹没笑声。迷迷糊糊的两句话，除了二人之外谁也不知道啥意思。原有的窗纸还是糊着，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不能打破呢？至于宝玉，不论。黛玉之隐忍，其社会根源大致是正统的禁欲主义。所谓禁欲主义，可能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人欲，最首要的是男女间的性欲。禁欲的核心大抵是禁性欲。宋代的思想基本如此，以致秦楼楚馆都大讲道德，大谈禁欲，高明的思想者还要吹捧一番。以我之私心揣摩，禁欲主义实则是禁欲与纵欲的巧妙结合，即禁女性之欲，纵男性之欲。所以，古代在"幽闺自怜"的总是女子。禁欲主义的妙处还在于攻心，即以一套理论说教贯输到女子心中，使敢于反抗者，首先在道德、心理上产生一种犯罪感，尽而守规矩抑或成为祭品。如果说禁欲主义足以使叛逆者在心灵深处产生隐忍意识的话，那么正说明了社会之" 风刀霜剑"的厉害和叛逆者的脆弱。也许，林黛玉隐忍意识的社会根源并不是主要的，因为她已接触了《西厢记》、《牡丹亭》那样追求个性解放的书，更深层次地放到文化根源上论述。

2. 文化根源

从薛宝钗实力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即以一贯之的隐忍具有很大的正统性，更符合中国传统的隐忍意识，更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她的隐忍包含着待时的因素、积蓄力量的因素、爆发的因素。时机不成熟，所以要隐忍；实力不足够，所以要隐忍；隐忍本是为了爆发，若不是为了最终的爆发，她又何苦隐忍？她的隐忍是具有深刻文化根源的。隐忍意识在中国源远流长：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到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灭吴；从韩信忍胯下之辱到曾国藩的"屡败屡战"；从苏秦的头悬梁、锥刺骨到曹雪芹的呕心沥血......举事例是没完没了的，因为许多志士仁人的事迹好像与勤勉有关，实则包含着伟大的隐忍意识。隐忍作为一种文化心理与意识，它影响到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军事，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都与之相关，尤其在改朝换代、战争攻伐之际，新生的力量往往处于劣势，这就需要在隐忍中待时、积蓄力量，以完成最后的爆发，击倒旧的力量。同时，强弱间的反复竞争亦是如此。先回到隐忍本身的讨论。苏轼在《留侯论》中讲："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之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他又在《晁错论》中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这些为应举而写的论文，自己都不看重了，可我作为气盛的青年人，却把那东西当个宝，他所谓的"忍"大抵是"隐忍"，将它与"勇""志"相联系，是很有眼光的。或许，正是由了这种联系，隐忍更有被美化的价值。然而，苏轼有点表达的不直接，即隐忍需要巨大的克制力，尤其是制怒。如果没有巨大的克制力，不仅已有的隐忍成为无谓的煎熬，而且雄图大业的成败、自身的安危都成问题。我们可以把这种隐忍定为第一种类型也是隐忍的主体类型。具体的讲，就是人们尤其是志士仁人，为了特定的目的，若成就一番事业、复仇、报恩等，在实力不足抑或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以巨大的克制力，积蓄力量，以待爆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及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人们都爱引这段话，不过，这也的确是对隐忍的最好注脚。第二种类型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隐忍。这种类型大抵为第一种包容，但却有单独分析的必要。自从隋唐开科举制度，招揽人才，直至一九O五年清朝废除，历时千年，其是是非非，我们大可不必理它，欢呼雀跃者有，焦头烂额者有；积极进取者有；飞黄腾达者有；穷困苦者亦有......不管怎样，科举成为拴住古文人的一根线。要么适应它，随之沉浮，要么离弃它，啸傲江湖。而中国古代文人，在早年大都接受了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大济苍生的儒家思想。他们大多走的是读圣贤书，考科举，最终做官的道路。于是，他们在早年读书之际，要隐忍；科举屡试不中，要隐忍；考上了科举，却没官做，要隐忍；在仕途中，坎坷不平还要隐忍。他们的隐忍并不是一味的，他们还在期待着，他们要成为暴发户。当他们暴发了，腰缠万贯了，飞黄腾达了，衣锦还乡了，昔日的隐忍便成了美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最可悲的是，大多数文人，只能在隐忍中过一辈子，两鬓斑白的时侯还是不能发迹，要么怎会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叹呢？我们说中国古代文人不仅是封建文化的载体，也是推动这种文化向前发展的社会菁英。他们的文化是那个社会文化的最高代表，他们的文化意识也就是那个社会的文化意识。譬如隐忍，它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意识影响到了薛宝钗。她对封建那一套读圣贤书、走科举路、入仕途的社会法则，还是满怀信心的，故能对宝玉时下针砭，虽然碰得满鼻子灰，但也只能如此而已。如果说薛宝钗的隐忍最终给她带来了悲剧，那么从文化意义上讲，那种悲剧实则是中国走科举之路的文人悲剧命运的代表。我们还应注意，这个代表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也就是说薛宝钗受与科举相关的意识的毒害，还要浅的多。《儒林外史》中写到鲁编修的女儿自幼受乃父熏陶，学八股文，做文章，到了洞房花烛夜，出了一个题目，让新郎官做篇文章。可那新郎官平生最瞧不起举业，不读圣贤书，文章愣是做不出来，结果鲁小姐与他大闹了一场。想来鲁小姐才是受害最深的。

如果从文化根源上考虑，林黛玉的隐忍不如说是一种含蓄。以华夏民族的审美心理而论，本以含蓄为美，以曲折为美。什么都不直说，要绕着弯儿说；意思要一层一层地转，所谓"心有千千结"；话讲完了，但意思不能完，要留有空白，讲究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也就是"神韵"什么的。在性爱问题上，中国文化表现的自然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诗经》含蓄的代表，当然《郑风》中有些相当大胆，已被孔子瞧不起了，他讲什么"君子好色而不淫"，"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类的。到了汉代，在爱情方面，有的诗歌相当大胆，譬如名篇《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还有《白头吟》中的"闻君有两意，故来相绝决。"可惜的是这种大胆，成了历史的陈迹，后世也只是瞧瞧而已。在诗词里，大都是雾里看花，曲曲折折，寄寓深远，若"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居易）"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杜牧）"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李商隐）"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辛弃疾）......即便到了比较自由的戏曲中，若《西厢记》也是"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即便写性爱，也只用了"露滴牡丹开"；《牡丹亭》的描写虽大胆，但含蓄成份依然很大。或许，"若非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吧。或许，为了"曲径通幽"的追求吧。林黛玉的隐忍大抵被艺术化了，被艺术化的隐忍也就成了含蓄。禁欲主义所造成的那层窗纸，因了艺术化，而显得朦胧、美好，由之形成的末代儿女情也缠绵、哀惋了。只此是一层。如果说薛宝钗的隐忍是正统化的，那么林黛玉的隐忍则是自由化的了。林黛玉的思想很杂，但本性近道，当为不谬。在曹雪芹看来，理想意义的文人绝不应是高坐大堂，公案堆积，审了一个案子又来一个案子；也不会是派出差役，收取租税，弄得鸡犬不宁；也不应是见了上司磕了一个头再磕一个，皇帝下了诏书感激得哭了一遍再哭一遍。而应是"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陶渊明《归去来辞》）。一代代文人的梦，总要在文人最伟大的作品中予以关注。曹雪芹虽不能像出入秦楼楚馆。飘泊江南江北的陈森那样写一个实实在在的文人集团，但在大观园才女中寄寓自己的文化人格理想，也是必然的，同时也是望梅止渴之意。人们都爱讲曹雪芹是拥林的。可我以为，与其说他拥林，不如说是对自身理想文化人格的陶醉。隐忍的自由抑或自由的隐忍，虽未必拥有"千古高风"与隐逸追求那样多的内涵，但我们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出隐忍作为一种文化心理，与隐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内在联系，即道家思想使它们完成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