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音与史湘云的文化品格及离于情的陶醉（三）

三、旷达乐观与一切随缘

当我们审视史湘云时，会发现她本身所具有的气质、精神抑或文化品种，包融的东西是那么多。好像中国古文人的精神如同百川汇海一样向这里集中，而通过史湘云所具备的文化品格却能折射出中国古文人精神的全部。微尘中包含着整个世界，一刹那包含着永远。但是，史湘云抑或大观园文人集团的任何一个人又何曾认真的接受过一套思想啊？她们的好处只在本性与那种思想的接近，而不是人为的靠扰，这大约也是"自然"的一层含义。做到"自然"很难，但她们的确做到了，而这正是曹雪芹将自身意识与思想在自觉与不自觉间注入的结果。如果自觉，有时会成为一种思想的工具，违背了人性，脱离了生活，也终将失去其价值；如果不自觉，人物在文化上没有涵量，便会失之浅薄，恐怕《红楼梦》就仅能当作一本小儿书来读了。

史湘云的旷达乐观，是道家的；而一切随缘的态度，与佛家是相通的。在展开分析前，还是追述一下文化的根源。

旷达乐观作为一种文化品格，仿佛只在道家那里，庄子的思想中体现最明显。《至乐》中写道他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吊唁，可庄子却鼓盆而歌。惠子不能理解，说道："你与死去的妻子毕竟过了一辈子。'一日夫妻百日恩，两日夫妻海样深。'而今她死了，你不哭也算了，可敲着瓦盆唱歌也太过分了。"庄子正色道："非也，非也。夫妻之将死，吾岂不哀？然，察其始本无生；不仅无生，而且无形；不仅无形，而且无气。杂于恍恍惚惚之境，变化而成气，气又变化而成形，形又变化而成生命，而今变化回到死亡，如此生死变化若四季循环。死去之人安息于天地之间，而我却哭哭啼啼作小儿女之态，岂不悲哉？"（意译）庄子高深的话即使勉强翻译出来，也是半懂不懂的。记得从明代杨臣诤、萧良有编的小儿书《龙文鞭影》中看到了庄子唱的歌词，如下："堪叹浮世事，有如花开谢。妻死我必埋，我死妻必嫁。我若先死时，一场大笑话。田被他人耕，马被他人胯。妻被他人恋，子被他人打。以此动伤心，相看泪不下。世人笑我不悲伤，我笑世人空断肠。死后若还气得转，我亦千愁泪万行。"我第一次惊讶于庄子的歌行体写得那么好了。大实话比高深的道理好得多，但实质是一样的，即旷达乐观。在庄子看来，人们的生命变化是自然之理，即"劳我以生，逸我以形，息我以死"，无所谓悲哀与痛苦。他将人世间所尊崇的富有、显贵、善名，所享乐的身体的安适、丰盛的食品、华丽的服饰、绚丽的色彩、悦耳的声音，所认为低贱的，贫穷、卑贱、夭折、恶名，所苦恼的，"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声音，等量齐观，或为之悲，或为之喜，皆不值得。世俗的快乐不是快乐，真正的快乐是清净无为。说到底，其达观超越了富贵、功名、利禄、权势、尊位，超越了人世间的苦难与不幸，超越了生死的界限，超越了人本身。一切终归幻化，一切都是空心大萝卜，逍遥吧，快活吧，"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至乐无乐，实非虚言。在我看来，  旷达乐观，针对着人间的苦难与不幸是一定的，但不应超越，而应以一种乐观的心境直面。庄子虽有"窃钩者铢，窃国者诸侯"的愤世嫉俗，却不免缺乏直面惨谈人生的勇气，终于走向了自己向往并为之陶醉的逍遥人生。后来的魏晋风度，根植于黄老思想，崇尚"无为而无不为"，那时名士大都潇洒不群，超然自得；他们畏惧早死，故而服药炼丹，以求长生；他们纵情享乐、饮酒任气却又高谈老庄，满怀哲意。吃了药，"行散东门外"；喝了酒，醉上几个月，要么就是"酒不到刘伶坟上土。"还有让后人向往不已的精神风格，若"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当然，还有放浪形骸之外的任诞行为，吟啸山林之间的名士风流。其中大抵表现了一种放达，而不是旷达。在我感觉里，放达与旷达是大不一样的。放达，有纵情背礼、惊世骇俗的成份，能表现出人性的一种暴烈；而旷达，主要侧重于内心世界，平和的成份较多。无论是正始之音、竹林之诞还是元康这放，在我的感觉里总是放达。我要论述的史湘云所得亦是放达，但旷达的成份却很多，此层着重论述后者，真正旷达乐观的是陶渊明。虽然李泽厚已将魏晋风度扩至晋宋，并因陶渊明创造了一种超然事外，平淡冲和的艺术境界，把他作为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之一，但我并不以为这是合适的。陶渊明的文化品格纵有魏风度的许多因素，但已不可能代表那种风度本身了。如同我们时代说魏晋风度是遥远的绝响一样，在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也是绝响了，但历史的回音却是有的，可以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回音。陶渊明、史湘云（不管是否真实存在）、余秋雨在不同时代回应了那遥远的绝响。我们说陶渊  明的旷达乐观已与魏晋风度殊途了，一则由了冲淡平和，一则由了内心苦痛的降低。陶渊明之旷达主要体现在生死方面，《自挽歌》本身即是明证。"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法则；"早终非命促"这是乐观的态度；最终的"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则是自然法则与乐观态度的结合。"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神释》）人之知死，本是为了更好的生。热爱生命，热爱生活，遁入田园，归返自然，追求人性的真，追求精神境界的高尚，在其中一直贯穿着乐观的精神。其思想根源是儒是道，难说得紧，二者皆有是一定的，但人们一直把他的思想定位在道家，这应是主要的。后来，由了儒道互补、儒道合流，旷达乐观便不是道家的专利了。范仲淹作为以儒学为皈依的政治家，在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仍不忘"勿以物喜，勿以己悲"即是明证。

旷达乐观确是史湘云文化品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面的大说大笑，开朗活泼，反映着这一点；内心无忧无虑，乐观向上，也反映着这一点；人生本是苦乐参半、悲喜交织的，有的人生来就是哀愁、幽怨、伤感的，譬如林黛玉；可有的人生来就是快乐、旷达、乐观的，若史湘云。我们一般喜欢旷达乐观的人，因为具有那样的品格很难。可有的人在怀疑史湘云是否真的无忧无虑。我们说，真的。她当然有可忧可虑之事，生活的苦难与不幸在她的无忧无虑中一步步的走来，可她实在不愿想这些。诚然，她不愿住在二叔史鼎家，说起家常就"眼圈红红"的；家里来人到贾府接她，就眼泪枉枉的。她也对林黛玉讲过："就如咱们两个，虽父母不在，然也忝在富贵之乡，只你我便有许多不遂心的事。"这些只是偶尔的流露，虽然偶尔的因素更能代表骨子里的东西，但并不影响整体的旷达乐观。旷达，主要体现在对事情看得开，从不耿耿于怀，大抵即是胸怀的博大。薛宝钗的胸怀是大打折扣的，可史湘云是很自然的心能容物。比天空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史湘云的心灵就是那样的海阔天空。在人世间的苦难与不幸中保持乐观的态度，如果不自觉抑或由了无忧无虑的心态，并不困难；如果自觉后，含着苦难与不幸的泪水，微笑依然，则是难上加难。在前八十回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前者，后者能不能做到，只能让人们去深思、揣摩、设想了。她的命运，可能是嫁与才貌仙郎卫若兰，有了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后由于某种原因离异了，以致乞食街头，抑或沦落风尘。我们很难想象，那时她还能旷达乐观。

史湘云的旷达乐观中，或许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消极，若在《白海棠》诗中说的"也宜墙角也宜盆"。可能是她残云逝水的生活道路，使我们意识到了"乐中悲"的真实存在，然私以为，她的主体还是积极的。在人的一生中，随遇而安是一种客观存在。一切都是偶然，从来没有必然，这是真理，无须用貌似辩证实则中庸的道理来压它。生在什么样的国度、地城、家庭，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有什么亲戚、朋友，人生之际遇与走向何方，都由一些不确定的偶然组成。而我们所做的就是把握偶然，主观的把握并不是必然，更何况若有真正的必然也只在偶然中。当我们将随遇而安作为一种心态去把握必然，就会被认为消极，这是错误的。可以消极的，也可以积极的随遇而安。在我看来史湘云的随遇而安更接近后者。或许，这是道家的思想，但更与佛家的一切随缘相通。什么是一切随缘？对于知识的空白，我也只能不揣冒昧，以私心作答。佛在认识世界时，提出了"真如缘起"和"因果相续流"的观点。"真如缘起"即世界万物皆缘起于"真如"，其实"真如"根本不存在。如同基督讲的上帝创造了万物与人类，我们可以问："谁创造了上帝"一样，真如以前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佛陀是无神论者，但他自身已被尊奉为如来佛，这本是历史的误会。如果说"真如"可以看作宇宙的"第一因"，我们大可不必理它，因为人生短暂，生命无常；宇宙浩翰，无涯无际，无始无终。"因果相续流"，即认为世界上只有因果关系，组成一条大瀑布，从无明流向无明，我们从中截取任何一断，都不是它本身。具体到人生，大抵是"十二因缘"，前世的因注定了今世的果；今世的因注定了来世的果。因是"缘"，果亦是"缘"。因果本无一定的界限，此处是因，彼处是果；此处是果，彼处是因；此时是因，彼时是果；此时是果，彼时是因。说到底一切都是缘的聚合，譬如大观园文人集团的形成即以林、薛、史等入贾府为缘。如果没有缘，她们根本就走不到一块。缘份之有无，我不敢确定。但今生今世，我将想信一次。人之相识、相知、知心，皆在缘。然而有缘未必有份。想一想吧，茫茫人海，实非虚言。终我一生，能识几人？纵使知心，难免离分。擦肩而过者，比比皆是；点头微笑者，寥寥无几。相逢萍水，莫作远路之悲；促膝深谈，且共终宿之乐。乐去悲来，终是惆怅之身。或许，这些东西都是人类永恒的，生命的感悟远远胜过批判的锋芒。一切随缘还包含着人生之此岸、彼岸的问题，"真如缘起"实则消弥了二者的界限，但这种消弥，更有利于一切随缘观念的形成。无论人们是否承认，人生由一个点开始，在人海飘泊中，在生命真谛的追寻里，在前途黯淡的迷惘中，在充满欢乐的泪水里，我们实则是在画一个圆，虽然这个圆可能像阿Q的，一点也不圆满，但毕竟构成了封闭的图形，回到了原来的起点。所以人生之此岸即是彼岸，彼岸即是此岸，所谓叶落归根，不仅有对故乡有依恋，更有人之一生的回归。在人的一生中，如同史湘云那样，抱着积极乐观的随遇而安抑或一切随缘的态度，欢声笑语将如同鲜花一样洒满我们的道路，苦难与不幸将化作杨柳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面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为什么史湘云的这种人生态度并没能给她带来真正的幸福？那是因为，我们的时代虽不能消弥苦难与不幸，但较之史湘云所处的大观园时代，却足以怀着应有的自豪感与优越感面对人生，面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