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向天边的云 返回故乡的魂（一）大观园文人集团说之与文化中国（2）

飘向天边的云 返回故乡的魂——大观园文人集团说的内在扩充与飘零文人香菱文化魅力分析

（一）大观园文人集团说之与文化中国（2）

从大观园文人精神集团的战斗序列来讲，香菱当是左军第三梯队主将，她是林黛玉的私淑弟子，在文化魅力上与右军第三梯队主将薛宝琴交相辉映，光彩照人。她师从林黛玉，标志着《红楼梦》中另一个文化高峰的到来。她是红楼梦中第一个薄命的女儿，相应地亦是大观园文人精神集团第一个飘零文人，在她身上，寄寓着曹雪芹的身世感慨和故园情结。或许，也正是由了她的存在，大观园成了曹雪芹的精神故乡，成了文化中国的精神故乡。或许，也正是由了她的存在，大观园文人集团整体力量再次增强，不仅具有中国文化的精魂，更具有了文化中国的精魂。或许，这也是大观园文人集团最后的作战力量。她要昂扬起最后的斗志，在形而上学的哲学领域里，发动猛烈的进攻，纵使一头撞死在南墙上，也要撞下一块砖来。

这就涉及到了大观园文人集团说与文化中国的关系，此问题非常棘手。究竟何为文化中国？在悲悼意识的论述中，我曾提出了这个概念，但并未深入思考它的含义。现在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章炳麟言：

"说者曰：'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一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是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太炎文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

信哉，所谓中华者，本是为文所化之中国也，即文化中国也。我中国之文化，就"中"就"华"，有其所以自诩及其所以自勉者也。然于此，文化中国之概念亦未明了，况文化中国与中华亦难等量齐观。至于细微差异，暂不论。关于"文化"之概念，古今中外各有诠释，然从诠释《红楼梦》的角度出发，当以"古"与"中"为上，故取陈登原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的论述：

今考"文"之意义，盖有三解。就此三者以观，我国文化果有可以自诩及自勉者耶？

文也者，犹曰"迹"也。
文也者，犹曰表也。
文也者，犹曰敏也。

然文之意义，限于一平面上；至于"化"，则有"因袭其文"、"因时成化"之纵的意义矣。兹亦绎其三义，引申于下。

一则曰：创化也。
二则曰：变化也。
三则曰：进化也。

综上以观。则知所谓文化，乃系创造而变通，变通而进步，彰明昭著之美迹焉。由此以上征文化发生之景相，则更有三迹可寻。

其一，所谓文化由于创造者，盖即文化由乎环境之说焉。
其二，所谓文化由于变通者，言穷则思变，文化发生于困难之说焉。
其三，穷则为变，变则能通，通则能久者，是谓文化随环境而创，随困难而变，而变也者，所以致通久：即谓进步之说焉。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1998年3月第1版辽宁教育出版社8-11）。

好了，就录其骨架吧。陈登原先生对文化的诠释还是大有道理的，虽然我并不欣赏他的引经据典。或许，我永远是与学术隔膜的，因为学术总在扼杀人的灵性。闲话休题。文化者，实则一段历程，所谓由创造而变通，由变通而进步之历程是也。所以文化决不是静止的，不是成果的累积，如同小孩子堆积木，而是发展、变化的。文化不是文明，文明者，文化之成果也。从野蛮走向文明，正是文化的功劳。然而文明的程度愈深，原始的生命力降得愈低，故而文明多为野蛮所败。然而也只有野蛮能够促进文明之巨大进步，而其间之中流砥柱即是文化。我们要讲中国文化，实则是中国由创造而变通，由变通而进步的历程。中华文化，大抵滥觞于三代，奠基于秦汉，兴盛于隋唐，中兴于宋元，衰落于明清。其间所反复激荡者，文化精神尔；其间为文所化最深者，文人尔。然而中华民族最终的形成，文化中国在文人潜意识中的积淀，却是传统文化的衰落期——明清完成的，而是关键者当是明末清初中华文化整体劣变之际。

要讲明清那一段的文化，确实有点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明代在中国历史上当是积贫积弱最深的朝代。政治上，中央集权发展到极限，君主专制程度空前，然而皇帝佬儿大多不中用，除了宦官专权就是党社之争，朝野上下，一片黑暗，黎民百姓，永无宁日。经济上，虽然江南商品经济繁荣，在苏杭地区出现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但全国空前的土地兼并运动，却让农民大眼瞪小眼，小眼瞪饭碗。文化上，诗歌、戏剧、小说乃至学术，大多让人看不上眼，因为复古主义的思潮笼罩一时。而只有到了明末清初，社会动荡，风云变幻，仿佛文化被激发了起来，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境界。如果要用典型的东西来指代，恐怕就是十里秦淮了。复社文人群体与秦淮名妓的交流，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浪漫的一页，若冒辟疆之于董小宛，侯方域之于李香君。当然在这花月情根的背后，有着民族血泪、亡国之痛。满清曾为建州女真的一支，他们的祖先在有宋一代，即浩浩荡荡地入主中原，给汉民族带来了杀戮与掠夺，苦难与不幸。而他们在明王朝积贫积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并占领北京的时候，挥师南下，再次入主中原，经过二十余年的战争平定了全国，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自是巨大的兴亡之变，对满族来说，或许是一种辉煌；但对汉族来讲，却是一种耻辱。所以有了洒不尽的遗民泪，一部哀哀切切的《桃花扇》，几曲凄凄惨惨的《哀江南》即是明证。当时，汉族文人是很难以同清朝统治的。孔尚任并不认为清朝统治就是自己的国，清朝统治者就自己的君。纵使清王朝统治在，纵使清统治者在，自己也是国破家亡，无所凭依的遗民。所以汉族知识者大多是反清复明的，甚至在赳赳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是宁死不折。文人的骨头是最硬的，也是最贱的。有许多人还是变节了，但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却是深刻的。文化的内在超越性一直在被人们怀疑着，然而历史仿佛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经济的，而是文化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谓本性者，文化品性与文化精神尔。或许，一切军事争逐，确实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撼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削发"之争，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关系文化生态，结果，是否"毁我衣冠"的问题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发点。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生态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并把"鞑虏"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汉族知识分子与满清的对抗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杰出代表有刘宗周、顾炎武、黄宗羲、吴次尾、傅山、吕留良等。不管如何，这种排拒永远是撼人心魄的。当然，清统治者也在采取文化怀柔政策，如开"博学鸿词科"，编《明史》《四库全书》等，同时以文字狱相辅，以摧跨汉民族的独立精神、反抗意志。如果按余秋雨同志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的情感化观点，仿佛汉族文人与清王朝实现了一种接纳，或者文化认同。也就是汉族知识分子接纳了清朝的统治，以至到满清衰亡之际，文化认同一直没有改变，所以大学者王国维要以生命来祭奠这一切。这种看法是苍凉的，也是寒心的，更是我所不能苟同的。其实，在清统治者文化怀柔与汉族知识分子的接纳中，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另一方对一方的屈服，而是找到了一个切合点，那就是文化中国。

在明末清初，中国文化发生了大的劣变，中国文人精神也进行了内在的超越，譬如忧患意识由家国忧患意识上升为民族忧患意识，接近了更高层次的人类忧患意识，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也。明清文人经历了兴亡之变，再也不像宋末文人那样牢骚满腹，怨声载道了，而是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切，进而认识到了在现实朝代之外，尚有一文化中国在。此一文化中国，并不为一姓一氏所决定，若刘汉、李唐、赵宋、朱明，而以天下之百姓，中华之民众为根本。只要文化中国在，只要不至于率兽食人，哪一朝哪一代，哪一姓哪一氏，对文化本体并无根本之影响。所以，汉族知识分子并未从真正意义上认同清王朝的统治，而是认同了文化中国。清王朝统治者是想通过软硬两手，来牵制文化之人，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他们也认同了文化中国。雍正老爷子曾玩了一部《大义迷党录》，其大意为：

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是"外国人"。但这是籍贯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要把华、夷分开来看？你们所尊重的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难道有损于他们的圣德吗？吕留良这样著书立说的人，连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不顾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以反而勇于为善，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份，而外族君主即便励精图治也得不到褒扬，外族君主为善之心也会因之懈怠，受苦的不还是中原百姓吗？

（见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

政治家自有政治家的手腕，无知的文人上当受骗也很正常。但这毕竟反映了清统治者对文化中国的一种认同，并且在清代本就出现了满汉文化交流、满化同化的趋势。在满族入关之后，统治者是力杜汉化的。太宗曾有过深深的忧虑，他讲："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阿桂《清开国方略》卷二十二）雍正、乾隆二朝亦力阻汉化。《东华录》乾隆（二十年五月）云："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亦不过于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夫弃满洲之旧业，而攻习汉文；以求附于文人学士，不知其所学者，并未造乎汉人堂奥，而反为汉人所窃笑也。"在乾隆训谕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满族文人攻习汉文，与汉族文人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这正是有清一代的文化特征。任何一种文化，尤其有着深厚传统和积淀的文化，要向前发展，在整体之衰落中走向高峰，就必须注入新鲜的血液，而满汉交流即起到了这一作用。要从满汉文化交流的角度讲，其杰出代表当是纳兰性德了。纳兰性德（1654-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另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自幼敏悟，好读书，有《侧帽集》《饮水词》行世。他的词缠绵清婉，感情抑郁，风格清新，抒情状物，别开生面，为当代之冠。以品性而论，所类者前有顾虎头、李煜，后有苏曼殊，《红楼梦》中则为贾宝玉，即"正邪两赋"之人才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习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此言甚是，然纳兰词之所以成就尤高，除自身朴实自然之天性外，尚有与汉文人交流之故，其间吐故纳新，故能自成一家。其所交游，如顾贞观、朱彝尊、陈维崧等，皆一时俊彦，彼此诗文唱和，得益匪浅。在满汉交流蔚然成风之际，不仅汉族文人之精神完成了内在超越，在潜意识里认同了文化中国，满族文人亦在汉族文人的熏陶下，逐渐泯灭了满汉的界限，而皈依文化中国，从而共同在传统文化衰落的历程里，将其推向了一个制高点。曹雪芹为汉军正白旗人，虽祖先为汉，然当时当世即为满人。在他的交游中，我们亦可以找到满汉文化交流的明证。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的可靠材料，大约只有敦敏、敦诚那几首诗了，反复地读一下，会发现他们写得那么漂亮，决不在汉文人之下，甚至超越了汉文人。按照我所掌握的资料推断，曹雪芹或许是满汉文化交流的代表，《红楼梦》亦是满汉文化交流的结晶。满族的铁骑是曾经征服了汉族，但这只是浮面上的，汉族千年积淀的文化却在深层折服了满族。由于满族从文明的背后走来，原始生命力相当旺盛，天真朴质，不为圣贤之论所羁，不为名教礼法所缚，在交流中，对汉文化来讲，是新生的力量，是新鲜的血液。正是这种原始的生命力，给整体衰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最后一点希望。试想，古代中国继续让积贫积弱的明王朝统治下去，中国文化会不会出现最后的高峰？实在让人怀疑啊。然而历史永远是历史，历史不容许丝毫的假设。所以中国人，在文化上有了最后的自豪，而这种自豪很大程度上根基于《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以影响力而论，能与《红楼梦》相媲美者，也只有屈原的《离骚》了。在明清时代，可与其抗衡者，也只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或许这也是二者合称"双璧"的缘由，然从流传来讲，《儒林外史》就大大得不及《红楼梦》了。《儒林外史》大抵还未被真正的解读过！何也？按照鲁迅的观点，留学生多了，已经看不懂《儒林外史》了。闲话休题。如果要讲《红楼梦》是空前绝后的，并不是替曹雪芹自负，因为他可能念道陆游的那句诗："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尽说蔡中郎"；而是替中华文化自负，替文化中国自负。人们一讲中华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仿佛前面是浩翰的海洋，先让人羡慕一番再说，然而这博大精神的背后却是满肚皮的之乎者也，子曰诗云，而真东西，实在货，却不免曩中羞涩，愧对列祖列宗啊。中华文化固然浩翰无边，但沙子不仅少不了，而且相当多，然《红楼梦》却是金子，这是好东西，真东西。承认《红楼梦》的价值，并不一定要把她当宝贝，整天念道，而是要看到中华文化的精魂所在，文化中国的精魂所在。一言以蔽之，《红楼梦》的魅力在于真、善、美及真、善、美在人类现实活动空间中的真实（悲剧）命运。真者，天地之至情至性也；善者，天地之良知良心也；美者，天地之寂寞无言也。真，故可感人；善，故可引导人；美，故可溶铸人。真、善、美及真、善、美在人类现实活动空间中的真实（悲剧）命运的完美统一系《红楼梦》的根基。《红楼梦》之所以空前绝后，不仅在于这种完美统一，更在于曹雪芹完成这种统一的勇气与魄力。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与魄力，使《红楼梦》异于一切歌功颂德之作，进而震撼着一代又一代为文所化之人的良知良心。

从以上满天花雨的分析中，当明了：文化中国即为文所化之中国，她滥觞于三代，奠基于秦汉，兴盛于隋唐，中兴于宋元，衰落于明清。文化中国之中流砥柱，当是为文所化之人，即大文人是也。文化中国之精魂即大文人之精魂，文化中国之历程即大文人之历程。文化中国真正打入大文人的潜意识层，是在传统文化整体衰落，多民族统一国家正式成形之际。这一时期，文人之民族意识，因有情感因素，但已经有了很强的理性色彩。也就是文人，无论满汉，甚至统治者，都认同了文化中国，而这体现最明显的即是满汉文化交流、满汉同化。曹雪芹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化之人，潜意识里早已积淀了文化中国的内涵，相应地这种内涵在自觉不自觉间注入了《红楼梦》。

由了这，大观园文人集团不仅有了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与中国古文人溶为一体，在文化精神上激荡着相同的声音。文化中国是大观园文人集团精神领域的一次内在拓展，这次拓展，以及对文人精神潜意识层的分析，使《红楼梦》作为文化没落小说这一实体的存在，不仅具有了现实性、深刻性、广泛性，而且避免了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缺憾。如果说周汝昌先生以自传说为根基，提出"文化小说"，把《红楼梦》纳入中华文化整体，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那么，若水私意所主的以精神索隐、带有实践精神之"色空"说和自传说为根基之大观园文人集团说，不仅把《红楼梦》纳入了中华文化、文人整体，而且密切注文化、文人精神及其没落，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精神胜利与精神自杀。然而周汝昌老先生之"文化小说"出笼时（1986-1987），若水不仅知道"1+1＝2"，而且知道中国古代有个数星星的孩子，他叫张衡。这对若水来说，真是莫大的悲哀啊。由对一种方法的关注，转为对本体的关注，或许是一种推进。然，仿佛又是殊途同归的。不管怎样，大观园文人集团说力图跳出虚拟的大家所制造的精神牢笼。虽然整体在哲学层一触即败，但以所谓"红学"而论，仿佛并没有失败，即使失败也不会太惨。

大观园文人集团之所以能与文化中国相联系，在根本上即是由了曹雪芹对文人集团左军第三梯队主将香菱的文化精神寄寓，即飘零意识、故园情结。中国古文人多有身世飘零之叹，随着文化、文人精神的积淀，飘零打入了文人的潜意识层，即使身处故乡，也有一种飘零之感，即精神飘零，所谓"人生如寄"是也。人在精神飘泊里，不免有所怀想，有所依恋，有所牵挂，而怀想、依恋、牵挂最深者即是故乡。在我们观念里，故乡好像只是一种物质的存在，一山一水，一人一物，一草一木，都值得每一个人热爱。而这种热爱仿佛是天然的，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是不会改变的。实际上，"故乡"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时时变动着的精神实体，它是在一个人与它的精神联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精神飘泊者的故乡必是精神故乡。曹雪芹亦是一个精神飘泊者，"燕市歌哭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那他的精神故乡在哪里呢？是曹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么？是亦不是。《红楼梦》叙写曹家繁华旧梦，几成公认，精神故乡确实依附于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然而，《红楼梦》却将其改造，提出内核，建构了真正的精神故乡，即大观园。所以，小而言之，曹雪芹及其塑造并寄寓深刻的大观园才女，他们的精神故乡都是大观园。同时，故乡与祖国是同构的。真正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有对自身的超越力量的。也就是说，它写了一些人、一些事，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人、这些事。它能够使我们感受到更多、更大、更普遍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发光体，但这个发光体所能照亮的范围却是无限广大的。《红楼梦》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发光体。曹雪芹是在寻找精神故乡，寻找精神皈依，但又是在清代寻找。在那个时代里，满汉文化交流频繁，为满汉同化奠定了基础，并且文化之人，无论满汉，都在潜意识层里认同了文化中国。而这认同的文化中国，正是历代文人，无论是否自觉，在本真意义上的精神故乡。曹雪芹作为中国古文人的优秀代表，又处在文化中国积淀在文人潜意识层中的时期，自然不会例外。所以，大而言之，曹雪芹的精神故乡即是文化中国。作为曹雪芹的精神故乡，大观园与文化中国是具有对等性的。从实体来讲，大观园只不过是文化中国的沧海一粟；然从精神来讲，大观园精神群体即是文化中国精神群体，大观园文化精魂即是文化中国之精魂。大观园的最终意义，既不是现实的，也不是理想的，而是文化精神的。在大观园里，才女们找到了精神故乡，曹雪芹也找到了精神故乡。正是由了这，我们在一定意义上讲，大观园与文化中国是同构的。或许，这也是《红楼梦》内在超越性的一面。

如果说，在大观园文人集团中，林黛玉始终占着乾（西北）位，隐隐凝聚并统帅着文人精神群体，那么她的私淑弟子，飘零文人的代表香菱则占着坤（西南）位，与薛宝琴（巽位－东南）、李纹、邢岫烟、李绮（离位－中南）一块，把《红楼梦》的文化境界推向了最后一个高峰。下面，就让我们走入香菱的世界，对其文化气质、美学精神、文人意识进行系统而又散漫的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