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的星，散发着孤寂的光——论孤独文人妙玉之文化魅力与文人精神（二）

孤寂的星，散发着孤寂的光——论孤独文人妙玉之文化魅力与文人精神

（二）以追求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为根基的精神洁癖

我曾以类似题目论述过林黛玉之文化魅力，惜乎当时疲于应付，未能深入展开。而今，不妨在妙玉文化魅力的论述中加深一下。

何谓古文人之精神洁癖？笼统地讲，大抵有清雅绝俗、目无尘滓、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以贫贱骄人、不畏权贵、不畏强暴、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有气节，有骨气等等。从文化根源上讲，古文人之精神洁癖根源于儒道屈三家。

独立之人格是精神洁癖的重要支撑，若无独立之人格，则文人之精神洁癖往往成为假清高，而带有"酸气"。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对古文人精神世界的影响是无可限量的，对古文人独立人格的追求起着指路灯的作用。所谓文化者，根基于社会政治、经济，又凌架于它们之上，具有无可争辩的独立性。而古文人唯有真心的皈依一种文化，才能在社会政治、经济中保持独立人格。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指出了独立人格完成的道路，他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讲"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他之所谓独立人格已掌握了规律，获得了自由，从而具有实践的力量。（参见《游离意识》）不留于空谈，掌握规律，获得自由，则使所追求人格具有物质基础，为独立性之实现开辟了道路，孟子为了独立人格，树立起了中国审美范畴中的崇高：阳刚之美。他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与义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物质性的"气"，由精神性的"义"集结凝聚而成。道德的凝聚变而为生命的力量，因为这生命就不再是动物性的存在，而成为人的存在。所以"浩然之气"，不单只是一个理性的道德范畴，而且还同时具有感性的品德。"浩然之气"的外在表现，则是儒家之独立人格。孟子把个体人格区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次，他讲："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这种独立人格是不断提升的，其依止正是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当然，影响后世较深的还是孟子那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我们一般把这叫做骨气，由了关怀对象，当可称之为"文人骨气"；正是这种骨气，支撑了古文人的独立人格。从不食嗟来之食的齐人，到"饥吞毡，渴餐雪，牧羊北海边"的苏武，反映了个人尊严上升为民族气节，而里面所深蕴的正是精神洁癖。古文人在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中，保持操守，维护人格尊严，矢志不移的追求独立价值，正源自儒家人格，所谓"一箪食，一飘饮，在陋巷"，而不改其志。在贫贱中，不为富贵所动，不为权势所屈，耐得贫贱与寂寞，则为人称道；反之，则是一片唏嘘长叹。而富贵之文人，又实非贫贱文人所可比，他们有精神追求之条件，所谓风名士风流、雅人深致、风花雪月、"琴棋书画诗酒花"，"载妓随波任去流"。在此种生活中，富贵文人所得甚多，而贫贱者往往大眼瞪小眼。要之，固穷守志是贫贱文人以贫贱骄人的资本，然而因之局限，精神洁癖带有寒酸气；富贵文人以裘马飞扬、精神自由为骄傲，却在气节操守方面让人怀疑，故其精神洁癖带有富贵气。"一为文人，便不足道"，这是文人的自叹，更是现实压力所造就的事实。然而文人却绝非"无行"二字所能穷尽，保持操守气节者大有人在。任何一阶层，都不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不应因之摸煞全体。要之，儒家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深深影响了古文人，使他们不断反省自身，承担责任，尽而使独立人格具有实践性，精神洁癖具有现实性。

独立思想、精神自由是精神洁癖的第二个支柱。中国文化向来儒道不分。儒家在追求独立人格时，具有相当大的变通性，"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见《论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见《周易》）。而这种变通性，所需要的即是独立思想。如果拘于教条，一头撞死在南墙上，恐已违圣贤之道。同时，这种变通性，亦为精神自由的追求开辟了道路，孔子所陶醉的境界，正是"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这与道家所追求之自由境界相通。所谓"逍遥游"，完全泯灭物、我、主、客，"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超功利，超社会，超生死，而作快乐精神的自由飞翔。正因为这种精神自由，能带来无限的精神愉脱，带来天人合一的无限超脱，故为一代代的文人追求。"目送飞鸿，手挥玉弦"（嵇康），"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陶渊明），"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这些都体现着古文人之精神自由，并且以这种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着新的灵魂、新的生命。对精神自由之追求，主要体现在魏晋文人中，因为在精神史上那是一个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魏晋文人有玄心，故能关注人之本体，尊重个性；有洞见，故能深入玄境，探求哲理；有妙赏，故而意趣超越，生机活泼；有深情，故能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或许，玄心、洞见，使魏晋文人具有独立的思想，开创了中国哲学第二个辉煌的时代；妙赏、深情，使魏晋文人的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极热情，并因之造就了高远的艺术境界。试想，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又怎会凝滞于外物，又怎会容得尘世之渣滓，又怎会戚戚于贫贱，又怎会汲汲于富贵？如果说对独立人格之追求，使精神洁癖具有了外在的可能性，那么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则净化了古文人的精神世界，使精神洁癖具有了外在的可能性。

中国古文人精神洁癖的代表者，恐怕还是屈原。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一贯赞扬；他的郁愤之情，千载而下，尚能强烈地感触到，而他之高洁，即精神洁癖，亦后世文人秉承。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讲："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忧愁幽思，故有郁愤，其根源则是精神洁癖在浊世之命运。独立思想、精神自由使他之精神洁癖具有了儒道合流的趋势。他之《离骚》："上称帝喾（kù），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危，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滓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之精神洁癖既具有内在心灵的净化，"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且具有实践性，为了高洁之品格，为了精神之自由，为了楚国之前途，他深明"路漫漫其修远兮"，却仍要"上天入地求之遍"，"虽九死而犹未悔"。他最终之投江自陨，故在生死存殁之反思，存在价值之追寻，更在精神之洁癖。以生命之毁灭来摆脱尘世之污秽、愚浊，高蹈独立，"一跃冲向万里滔"，这不是高洁品格与精神洁癖的实践，又是什么？他之伟大，不仅在于净化心灵，将精神洁癖付诸文辞，更在于以生命以文化成就精神洁癖。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文心雕龙》），相应地其精神洁癖亦影响着一代代的文人。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芰荷芙蓉，芳泽衣裳，望舒飞廉，不正是精神洁癖的美好意象么？这些反复出现在古诗文中，不正反映着精神洁癖作为一种文化品格激荡，回应在历史的长河中么？

古文人之精神洁癖仿佛有儒、道、屈三个源头，但影响后世的过程中，却是密切交融，不可分割的。当然，在主体上，我们好像还能找到各自的脉络。譬如儒家所追求独立人格，影响波及者有：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杜甫之"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陆游之"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文天祥之"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关汉卿之铜碗豆精神，谭嗣同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种独立人格大抵造了中华社会千余年之栋梁。而道家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则深刻影响了魏晋文人，形成了魏晋风度，其代表者阮籍、嵇康、谢安对后世的影响无可限量。从与白云为伴清风为侣的山中宰相陶弘景到悠哉游哉自得其乐的陶渊明；从李白的踏遍名山，笑傲公卿，诗酒风流，到苏轼的把酒问月，悠游赤壁；从李易安之"东篱把酒黄昏后"，到朱敦孺之"一个园儿，两三亩地，花行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感皇恩》），这不正是精神自由默吐的光辉么？在元代，科举制中断，知识分子所处地位更为低下，叹世厌世之声遍及朝野，退避社会，悠游林泉，成为社会文化共识，而这又颇有精神自由泛滥的味道，但无奈的表情却始终无法遮掩。明清两代，文化品格、文化精神因了历史惯性，继续影响着文人社会。作为文人创作的集大成者，《红楼梦》，包涵着中华文化的一切品格、精神、奇境。以追求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精神自由为根基，并外化为"出污泥而不染"，目下无尘，不畏权贵，不畏强暴的精神洁癖，自然被曹雪芹注入了《红楼梦》。

如果走入《红楼梦》，深入分析大观园文人集团，会发现每人身上都有精神洁癖。宝钗有世俗中之高洁，湘云所具有的是魏晋风度中的精神自由；探春则有文人骨气。基于此，我们只能找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即妙玉、林黛玉，进行分析。还是先看看妙玉之精神洁癖。

妙玉性格之孤僻，几乎众口一词。在孤癖背后，却是横溢的才华；二者共同支撑着她之精神洁癖。她本出身名门望族，天资聪敏，并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然而悲苦命运，使自幼多病的她失去了双亲；没有家园的温暖，爱的温情，终于走入了空门，带发修行，将美好的青春囚在了冰冷的寺院，她是贾府一个高贵的客人，却无法改变远离故土，寄人篱下的处境，显赫的家世，高贵的门第，给无知的心灵带来了优越感，形成了极强的自尊心，卓绝的才华，出众的天资，又常常使她孤高自许，独行其是，然而由来材大难为用，身怀才具而遭受排挤，不得施展的她，就变得我行我素，兀傲不羁。不要以为这是一种病态心理。人之感情非常复杂，违背人性的寺院生活，可能损伤妙玉的感情，形成孤僻的个性，但这正反映了人心灵的矛盾，感情的波澜。任何人的情感都在斗争着，只不过斗争的层面不同罢了。或爱与恨，或热闹与孤寂，或舍与弃，或去与就；或简单，或复杂，我并不能说哪种斗争不正常，哪种斗争的结晶让人生厌。孤僻的个性，既不能说好，亦不能说坏。如果说她有一个百个坏，我就能相应地指出一百个好，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孤癖的个性。不过，妙玉孤癖的性格，确让我们感到逼人的冷。寂寞寒清的生活铸就了寂寞寒清的心灵。仿佛她不需要知已，不需要友谊，不需要感情的发泄；仿佛"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的顾影自怜，足以化解生命中的一切波澜。所谓落落寡合，孤傲不羁；所谓不畏人言，蔑视舆论；所谓难以理喻，不近人情，都反应着她"世难容"的地位。或许，人世根本就不容许妙玉这样的人存在。妙玉所代表的孤独文人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他们的好处即在世不容我，我又何苦容于世？由了愤世嫉俗，由了孤高自许，由了恃才傲物，妙玉所代表的孤独文人具有空前的文化魅力，亦具有空前的文化悲剧。（详见孤独意识的论述）

横溢的才华，孤僻的个性支撑着妙玉的精神洁癖。从内在讲，是"心性高洁"；从外在讲，是"行为偏僻"。孤僻的个性，使她处于孤立的地位；而孤立的地位，使她独来独往，具有思想的独立性，同时为精神自由之追求开辟了道路。若讲妙玉精神洁癖的根源，是儒是道是屈，非常难说，她毕竟是佛门弟子，要守许多清规戒律。但曹雪芹作为创作主体是文人，把进步的文人意识、价值观念、主体意识乃至文采风度、浪漫情趣注入大观园文人集团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讲妙玉作为孤独文人的精神洁癖，已非自身所特有，而成为一群体之共有，显然这是一种拓展。

妙玉之精神洁癖首先体现在对权贵的蔑视上。书中十八回，林之孝邀请妙玉客居贾府，她即答道："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我再不去的"。这种对权贵的排拒，是潜意识中的。事实怎样，她并不需要考虑，天下的老鸹一般黑，权贵除了劣卑与污浊外，还能有什么呢？蔑视权贵，表现了一种不可侵犯的高洁的自尊；这与林黛玉有意无意间蔑视皇权是相通的。为什么优秀的古文人总是厌恶纨绔，鄙视高官？"兴酣笔落摇王岳，诗成啸傲凌沧洲"，这横溢的才华，夺人的气势，或许正足以与权贵的气焰嚣张、颐指气使相抗衡。优秀古文人大抵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或为白衣卿相，笑傲王侯，或金戈铁马，驰骋疆场，或改革弊改，整顿朝纲；故而，他们傲，他们狂，正是由此古文人之精神洁癖具有内在的深刻性。而这足令摇头晃脑，捏着鼻子喘气的人们，不敢轻侮文人。

妙玉之精神洁癖体现最明显的自是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凡研究妙玉，揣摩其微妙心理者，莫不将那段引来引去，弄得支离破碎。说实在的，妙玉对贾母携同刘姥姥及不少贾府女着到栊翠庵观花赏竹，始终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淡漠。她把贾母笑往里让，这是陪笑，不得不笑，因为来的是贾府主人，寄人篱下，不稍示殷勤成么？她真实的热情并没有被激发。把茶水奉与贾母后，既不陪饮，也不陪坐，更不陪叙，她竟然把贾府那位"老祖宗"及众人搁在院子里，自己与黛玉、宝钗带到耳房中吃体已茶去。她表现得淡漠，既针对权贵，又针对世俗。至少刘姥姥在座，她是看不惯，不能容忍的。内心清高正是精神净化的结果，而这却无法阻止感情的自觉。妙玉拉黛玉到耳房吃体已茶，其妙处正如人们分析的：黛玉去，宝玉必跟着。这反映了少女微妙的心理。她用两只大有来历的茶杯给黛玉、宝钗斟茶，却以自己惯使的绿玉斗给宝玉斟茶，可谓大费苦心。妙玉与宝玉是有雅俗之别的，妙玉清雅绝俗，心无渣滓，而宝玉则自贬自抑，乐得俗气。不想将来清者转浊，浊者极清，委实可悲可叹。至于妙玉贬黛玉为大俗人，恐不仅是黛玉未能品出梅花雪的缘故。想来妙玉为方外人，黛玉为方内人，两人精神世界都严密封锁，其精神洁癖固有相通性，实则互不相容。文人相轻，大抵由了各人自扫房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他们最了解的，是自己；最不熟悉的，是别人。自视极高，故轻蔑他人；心性高洁，故一切皆为俗物。黛玉深明妙玉之孤僻，却没有反击，也真难为她了。

妙玉较之贾母诸人不仅清高，而且洁净。在她心中，栊翠庵是大观园世界唯一的一方净土，她要固守这一方净土，不容任何人侵犯，但当"浩浩荡荡"的游赏队伍开进栊翠庵时，她也真没法子，只能在最大程度上弥补。她奉与贾母的那只"成窖五彩泥金小盖炉"，只因老姥姥沾碰了一下，妙玉就嫌"脏"了，并且"脏"得不仅不可再用，甚至连见也不愿见了。栊翠庵的小院子只因贾母等人闲坐了一会，她就又嫌这院子不那么"净"了。于是深知妙玉心性的宝玉，待众人离去后，叫几个小么儿打来几桶清水，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以备妙玉冲洗。这就不仅是不可与俗人"同榻同席"，"同日而语"的问题，简直有如驱瘟避疫，如不扫地出门，决难心定神安。过分的调侃，总不合适，私以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才是妙玉高洁心境的写照。她确实固守着一方净土，远离世俗的喧嚣，保持精神的自由，追求独立的人格。我们可以嘲笑妙玉太高洁了，可我们自身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固守一方净土，创造自由的精神家园么？

妙玉之精神洁癖之高洁心性，针对着整个世俗社会。我们赞扬她蔑视权贵，这自然极好；但她同样瞧不起刘姥姥，我们却不能讲她蔑视劳动者。在我目前的认识里，刘姥姥是《红楼梦》中一个极有趣的人物，她固有劳动者勤劳、耐苦、知恩图报的优良品质，在灵魂深处却有一种阴私、卑微、市侩。而这与古文人的追求是相左的；妙玉对刘姥姥的蔑视，也基本表达了大观园文人集团对刘姥姥的意见。林黛玉曾三番五次的嘲笑她，说"当日圣乐毕奏，百兽率舞，而今唯一牛尔"，说"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还讲什么《携蝗大嚼图》。其实，这些言语在正统的人们看来，不仅极不应该，还应带上帽子批判一通，殊不知，此正是古文人精神洁癖的体现。精神洁癖面临着雅俗之辨，她本身是雅，她所鄙弃的是俗。有雅就有俗，雅俗各擅胜场，彼此又争斗不休，其在不自觉中亦推动着文化的发展。既然下里巴人能让阳春白雪扫厕所，那阳春白雪为什么不能让下里巴人挑大粪呢？文人的人格尊严不容侵犯，文人的精神洁癖不容污染，总之轻易不要得罪文人，有时无心之失，可能让人记恨一辈子。可那人究竟恨什么，到头来，自己竟也糊涂了，或许这正是无名的悲哀。过来人讲，现在的青年对中华文化史上那次浩劫，表现出过分的无知与淡漠，可以说是忘却。白发苍苍、老泪纵横，这并不是过来人唤起青年的形象，他们总在出奇的平淡中饱蘸着辛酸，让苦难化作坦然，把不幸当作笑谈，而一颗颗流血的心呈露在我们的魂灵里。或许，这正是他们绚烂之极，复归平淡的境界。然而，我总觉得还是忘却的好吧。忘却并不就意味着背叛。无明的悲哀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总在文人中延续着。过去的阴影，怀旧的阴影，文化没落的阴影，已经笼罩在我们的心头，让我们辨不清方向，推失去了前进的力量。难道我们的负载还不重么？难道我们一定要在苦苦挣扎中走向新生么？唉，文人啊，文人......

妙玉作为孤独文人与林黛玉作为理想文人之精神洁癖，不仅相通，而且具有内在的深刻性、悲剧性。妙玉之高洁之精神洁癖为横溢之才华、孤僻之个性所支撑，相应地表现了"不合时宜"的悲剧性。曹雪芹用"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来概括她，相当高明。她傲视权贵，必会招致权贵的忌恨；又由于封建社会里，中下层与上层在文化心理上具有类似的思维模式，她对权贵的傲视、鄙弃，相应地也难为人们理解。妙玉虽不明了劳动者这一概念，但她是将其作为俗人来鄙弃、排拒的，而这不仅会引起劳动者的反感，甚至会引起假仁假义权贵的刺目。或许，妙玉精神洁癖的好处正在于撞破了侯门公府所标榜的"宽柔待下"，"慈悲为怀"，让我们摘掉虚伪的面具，直面事物的本相。妙玉高洁的个性，使她处于"世难容"的地位，这是一种悲哀，但作为有独立人格，追求精神自由的孤独文人来讲，这正是她所要求的结果。在这一层面，她与林黛玉走了相同的道路，而妙玉反更坚决、更彻底些。曹雪芹对她们的精神洁癖都是极欣赏极赞扬的。如果说二人的精神洁癖具有社会的污痕，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她们生长在畸形的社会，甚至有着畸形的性格，然而可贵的正是卑污社会中的高洁心性。她们出污泥而不染；她们目下无尘，心无渣滓；她们蔑视权贵，具有文人骨气；她们才华横溢，清雅绝俗；她们的精神洁癖既具有内在的深刻性，又具有外在的现实性。因为这一切不在空谈中，不在吟风弄月中，而在大观园生活中。个性纵然孤僻，也孤僻得那么自然，纵是顾影自怜，亦不放弃精神之追求。作为曹雪芹的两个化身，在精神世界里，难分彼此，曹雪芹所奉献的是古文人这一落寞群体，他借精神洁癖写出胸中之块垒，不仅为着自身，更为着古文人。正是由此，脆弱的大观园少女，在文化精神、文人精神上，具有内在的充实，强有力的支撑，而这一切正足以把大园精神推向无限。

妙玉、林黛玉所具有的精神洁癖，不仅是中国古文人的，更是中国古文化的。从孔、孟、老、庄、屈、宋对独立人格、精神自由的追求，到历代文人的反复实践，都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妙玉、林黛玉之所以具有无限的文化魅力，正是因为她们的精神洁癖与中华文化密切联系，巧妙衔接，而成为中华文化链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自身而论，她们的光彩太黯淡了，萤火之微，岂足与日月争光；然以整体而论，她们已汇入了中华文化，在《红楼梦》中，她们正代表着这种文化的精神洁癖。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从来没有被隔断过，相应地古文人之精神洁癖，一直传承着。

1927 年6月2日，前清文化遗老，帝王之师，同时也是承上启下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北京昆明湖自沉，时值大革命风起云涌，北伐战争胜利在即。非自然的死亡已冷淡了中国人的心，社会舆论也没有太理会王国维之死，然而深深地震撼却激荡在知识界，尤其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心中。王国维自沉之前，给其子王贞明留下遗嘱，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域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陈寅恪）、吴（吴宓）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于饿死。

（转引自《吴宓日记》Ⅲ，第346页）。

姑且抛开死因不论。所谓"经此世变"自是社会动荡，时局混乱，文化衰落，人心不古了，此确是千古未有之变；所谓"义不再辱"，是所终身奉献之义，已被辱，但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私以为，所辱者，当为中华文化之精神，从此不难明了王国维之精神洁癖。然而如何洗涮耻辱，保持精神洁癖呢？"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唯有用生命的死亡，来维护独立之人格、精神之自由，即保持精神洁癖。由之，我们可以讲，王国维之死与林黛玉的精神自杀是相通的，也可以说王国维之死亦是精神自杀。对于王国维的死因，我赞同陈寅恪先生的文化衰落－义尽说。1927年10月，陈寅恪作《吊王静庵先生》，题目后改为《王观堂先生挽词》。陈氏在这篇挽词中写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已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学衡》第64期）。

1929年6月2日，为纪念王国维自沉两周年，清华研究院为其立碑，陈寅恪在为王氏写的碑铭中强调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直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第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王国维死于中国文人、文化之精神洁癖，殉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以肉体之死亡，唤起精神之永生；通过精神之自杀，达到精神之胜利。中华文化在那个时代整体衰落是勿庸置疑的，然而文化精神却延续着，经世致用、关心民瘼的儒学传统早已汇入了新文化，这正是千古奇变中之不变者。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悲哀正在于抱残守缺，在文化整体衰落中以自杀的方式寻求文化精神之新生，殊不知，文化之精神已在千古之奇变中，通过新的诠释，获得了新生。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新生要走借尸还魂的内在超越之路，那么王国维所殉者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僵尸，而其精魂已为新文化借走。如此，岂不是莫名的悲哀么？从文化上讲，王国维之精神自杀的涵量远在林黛玉之上；而从悲剧精神上讲，王国维也只能甘拜下风了，因为苦难与不幸中的抗争、反叛远胜于以宇宙之无限来化解人生之有限的厌世解脱。

由精神洁癖而至精神自杀，这是林黛玉、王国维走的道路；而妙玉则由精神洁癖走向了"高处不胜寒"的孤独者之路。作为孤独文人的代表，妙玉承继着古文人潜意识层中的孤独意识，正是由此，大观园文人集团的文化意识荡气回肠，《红楼梦》的文人精神全面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