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三教合流的香山世界——论曹雪芹的反佛思想（1）

文/胡德平

清朝的建立，正值中国封建末世，满族的积极进取精神虽然给明清鼎革的社会带来某种兴奋亢进的活力，但是这同样无法根本医治中国封建社会衰世颓运的痼症顽疾。

为了维系王朝帝统，清朝的皇帝格外重视封建主义的本体思想——先师孔子的儒家教义。在他们看来，孔教经典阐述的礼法伦常，忠孝节义确是终保大清王朝万世罔替的最有力、最有效的精神武器。他们认为只要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就可以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世宗胤禛，在这方面朝夕匪懈所做的努力，不但大大领先于清朝其他各个皇帝，就是在整个封建主义社会中，恐怕也没有哪代皇帝能够与之相比。

一  三教合一的圆明居士

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在短暂的时期内，他把封建专制主义政体推达顶巅。他还先后刊印了《上谕内阁》、《上谕八旗》、《大义觉迷录》、《雍正朱批谕旨》等大卷著述，并且发至全国的穷乡僻壤、官兵士民手中，责人专讲，妄图逞其舌剑笔锋，滔滔辩才，导民风俗，宣谕教化，以此弭合当时的深刻的社会矛盾，揆其旨要，正如他自己所言，其目的乃是：

教人为善，戒人为非，示以安民察吏之方，训以正德厚生之要，晓以福善祸淫之理，勉以存诚去伪之功，往复周详，连篇累牍。……俾天下臣民展读，咸知朕图治之念，诲人之诚，庶几将此不敢暇逸之心，仰报我皇考於万一耳。或人人观此而感动奋发，各自砥砺，其为忠良，上下蒙福，朕心愉快，更当如何？（《雍正朱批谕旨》序）

雍正初登帝位，便对孔子尽伸景仰之诚，独出心裁册封孔子五始祖木金文公为肇圣王，高祖祈文公为裕圣王，曾祖防叔公为诒圣王，祖伯夏公为昌圣王，父叔梁公为启圣王。（《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四）天下州县设立文庙祭祀孔子由来已久，但在全国各处大建关帝庙，却是清朝首创。顺治九年，清世祖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到雍正时，世宗又追封关羽祖上三代为光昭公、裕昌公、成忠公。（同上，卷十五）孔子为文圣、关公为武圣，文武两圣被抬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地位。雍正所以继承并大大发扬世祖尊崇关帝的创造，完全因为关羽是被清朝理想化了的孔教典范。雍正在《关帝告祭文》中称颂武圣为：

关帝素志忠诚，天姿勇毅，九霄皎日，长悬翼德之心；万古英风，不泯劲刚之气；学宗洙泗，生平诵习《春秋》；光动山河，义烈照垂宇宙。（同上，卷十八）

关羽并不是一个成功胜利的统帅，雍正褒举崇奉他，完全是看到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君臣父子伦常颠倒，而关羽却是“学宗洙泗”、“诵习《春秋》”，始终为恢复汉朝正朔竭尽全力的忠义大将。

孔教虽然对维持封建秩序，推行尊卑纲常有很大好处，但是儒家思想中的华夷界限，攘夷号召，却对清朝统治者十分不利，清朝皇帝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所以他们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上十分敏感。满族的汉化，首先就是满洲统治阶级的儒化。雍正借口曾静、张熙一案，曾大做文章，著《大义觉迷录》一书，用孔教经典、宋明理学中的部分道理，反复说明只要夷狄之君有德，尊孔，恪守儒教的伦理纲常，就可以有资格为天下君父，他说：

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如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於圣德乎？（《大义觉迷录》序）

雍正不但事事处处尊崇孔教，而且还敬佛信道，他的思想是三教合一的混杂物。

儒家面对现实，有一套政治、伦理和道德修养的理论可讲，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极力向人们宣传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自汉武帝以后，几乎浸浸上升为国教，备受封建统治者的崇敬。佛教自东汉初入中国，朝野均以传统道术视之。之所以“黄老”、“浮屠”并崇，“老庄”、“浮图”共祠，那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还对佛教很不了解。从六朝、隋唐开始，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外国僧人大批来华，佛经翻译日趋精确，人们对佛教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教才有了专一的认识。佛教宣传人人皆有佛性，竭力诱导信徒寄希望于“西方极乐世界”。我国佛教中最大的一个宗派是禅宗。它是中国化了的佛教。他们自称：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教思想是一种以现实为苦海的出世哲学。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宗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和神仙方术，形成在东汉，奉三清尊神为教主，以虚无造化之道设教。佛讲涅槃正果，道讲羽化登仙；儒说“生死有命”，道求长生不老。所以道教的思想也是一种出世哲学。推求儒、佛、道的原本教义，可以说是互相对立的，但是由于三教都是以唯心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而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又没有产生新的先进思想，所以儒、佛、道三教便在长期共存中，逐渐合流。有哪个封建帝王不想得到长生之术，入世为君，又想出世永存？由于没有精神寄托，所以他们终身都在寻求精神归宿。面对着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宫廷矛盾，他们也清楚单凭一种教义的力量，是不能把自己的统治说得天衣无缝的。所以两宋以来的多数君主均有目的、有意识地鼓励、支持三教合流。

当世宗胤禛还是和硕雍亲王居于藩邸的时候，他便和僧道二教有着密切的来往。这在他的文集中反映得很多。这里暂举几例，以概其余。先说他和道教的关系，他曾写过这样两首诗：

《赠羽士二首》
身在蓬瀛东复东，道参天地隐壶中。
还丹诀秘阴阳要，济世心存物己同。
朱篆绿符灵宝箓，黄芽白雪利生功。
一瓢一笠浮云外，鹤驭优游遍泰嵩。

羽帔翩翩冷御风，醮章长达上清宫。
化龙有技苍云绕，跨鹤无心颢气通。
玉屑驻颜千岁赤，丹砂养鼎一炉红。
真机妙谛因师解，何心罗浮访葛翁。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选》卷二十六）

胤禛不但这样恭维“道参天地”，“玉屑驻颜”的羽士仙客，而且还真心实意地向他们寻求人间的篆符宝箓，饶有兴味地观看道士们的鼎炉炼丹。

胤禛藩邸中有一戴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去福建出差，曾密书报告：

奴才路过武夷山，见一道人 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文献丛考》第9页）

一经听到戴铎说的武夷道人甚奇甚怪的挑逗，胤禛不觉心痒，但又佯作消闲指示：

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做闲中往来游戏。功名甚淡，尚非其时。古人云：“炉中若无真种子，总遇神仙也枉然”。（同上）

戴铎很明白胤禛说的“炉中若无真种子”，乃是对自己有无机缘的考验和期望，他本来就是要给主子一个好消息，现在又怎能让主子黯然扫兴呢？所以他马上托出机密梗要：

至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知，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同上）

胤禛阅后，着实奖慰戴铎一番，但又嫌其言简意赅，意犹未足，因而再批：

你如此作事方是，具见谨慎。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不妨细细写来。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同上）

当胤禛登上帝位，他不可能忘记这段玄机奇缘的故事。在康熙诸子紧张角逐大阿哥地位的时候，是道士给了他冥冥上苍的安慰，并且终于兑现，他对道教怎能不信之弥深呢？在雍正即位期间，世宗还令总督岳钟琪查询终南山的修行之士鹿皮仙；命巡抚宪德访寻四川仁寿县的精善养生术的龚仙人及其后代。雍正八年，经李卫推荐，他又召来河南道士贾士芳为其治疾病。不料病情恶化，雍正认为这是中了贾士芳的蛊毒魇魅的旁门左道，从而杀了贾士芳。此事载于雍正八年九月辛卯的《实录》之中。雍正的病，后被另一道士娄近垣治愈。为此，雍正传谕内阁，大加封赏：

江西贵溪县龙虎山，汉代张道陵炼丹成道於其地。尝得秘书，通神变化，驱除妖异。其经箓符章印剑以授子孙。……昨岁朕躬偶尔违和，贾士芳逞其邪术，假托“祝由”以治病。朕觉其邪妄，立时诛之。而余邪缠绕，经旬未能净退。有法官娄近垣者，为朕设坛礼斗，……又以符水解退，余邪涣然冰释，朕躬悦豫，举体安和。娄近垣一片忠悃，深属可嘉，因赐以四品龙虎山提点，司钦安殿住持。（《起居注册》雍正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雍正信奉道教就暂说到这里，下面再说他崇敬佛教的一些事例。

在雍正的雍邸诗文中，我们也可以举出他两首参佛的诗：

《元夕过僧寺》
步入东林月满坛，逶迤曲径绕平栏。
禅心清净尘心远，灯影幽微幡影寒。
香煮玉泉分茗碗，静依宝筏坐蒲园。
庙堂不系偷闲客，得向宗门举话端。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五）

《妙高堂》
碧峰顶上结茅庐，可拟巢由物外居。
云变白衣眼底事，风翻贝叶案头书。
性天融合无今古，心月圆明彻太虚。
睡起北窗时一啸，千山答响自如如。
（同上，卷二十四）

第一首诗说的是，胤禛在某年的正月十五夜晚，静坐蒲团，远离尘世，问教佛门的情况。朝堂事繁，也系不住他的禅心偏向观音宝筏。诗中之寺，可能在玉泉山一带，“香煮玉泉分茗碗”大致可证。第二首诗说的是，在某处妙高堂，胤禛对自己认识佛法的评价。眼前白云变幻为慈悲的观音，桌上佛经被风披拂，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了“性天融合”，贯通今古，“心月圆明”，无遮无碍的境地。“性天融合”，就是佛教禅宗中说的“明心见性”。“心月圆明”，即胤禛认为自己得了佛祖真谛，了悟明彻，不再被假象障蔽。禅宗有《指月录》一书，书中以指喻佛教，以月喻佛法。以手指月，若有人把手指当月则误；以文记法，若有人把文字当做佛法则谬。禅宗认为，佛法具存人心，认识佛法只可以心传心，密传心灯。据说如来在灵山法会拈花示众，只有大伽叶泯然一笑，理解了佛意，如来便把“正法眼藏，妙心涅槃”传于大伽叶，理学家指月谈理，僧人指月言性，他们认为儒之理或佛之性是本体、本原，芸芸众生的人心反而如同千河万流，只能被动地反映出天空月亮的照影。月印万川义喻儒之理或佛之法存于天地万物之间。这是唯心主义在儒教和佛教中最本质的反映。雍正对此接受不疑。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雍正在位末期，即把这段故事的因果，说出口来。并且说明了他的证道恩师就是青海喇嘛章嘉呼土克图国师：

朕少年时善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於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圣祖敕封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章嘉呼土克图喇嘛，事真再来人，实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西藏、蒙古、中外诸土之所皈依，僧俗万众之所钦仰。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壬辰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共五枝香，即洞达本来，方知惟此一事实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音踊跃赞叹，遂谓已彻元微，儱侗称许。叩问章嘉，乃曰：“若王所见，如针破窗纸，从隙窥天，虽云见天，然天体广大，针隙中之见，可谓偏见乎！佛法无边，当勉进步。”朕闻斯语，深洽朕意。二月中，复结制于集云堂，着力参求，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之理，乃复问证章嘉。章嘉国师云：“王今见处，虽进一步，譬犹出在庭院中观天矣。然天体无尽，究未悉见，法体无量，当更加勇精进”云云。朕将章嘉示语，问之迦陵音，则茫然不解其意，但支吾云：“此不过喇嘛教回途工夫之论，更有何事。”而朕谛信章嘉之垂示，而不然性言之妄可。乃勤提撕，恰至明年癸巳之正月二十一日，复堂中静坐，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诣章嘉所处谢礼。国师望见，即曰：“王得大自在矣。”朕进问更有事也无？国师乃笑展手云：“更有何事耶？”复用手从外向身挥云：“不过尚有恁么之理，然易事耳。”此朕平生参究因缘，章嘉呼土克图国师喇嘛实为朕证明恩师也。（《御选语录》卷十八）

康熙壬辰正月二十一日到康熙癸巳（1712—1713年）正月二十一日，胤禛证果，悟得佛性。这一年，正是康熙诸子争夺皇储空前白热化的时期。康熙共有三十五个儿子，这时大多都已长大成人，各立朋党，势如水火。壬辰九月三十日，皇太子允礽再次被废，谁能获得空悬的皇储，自然就是非常尖锐的问题。胤禛此时，外和内争，采取迂回态度，参究因缘，求教章嘉，又撰《破尘居士语录》一稿（未刊），稿本已在中国第一档案馆中发现。稿中佯称看破红尘，无意朝政帝位之求。不管他是采用韬晦之计，还是为寻求解脱业障之苦，我想都是易于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说：癸巳正月二十一日，“无意中忽蹋末后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三身四智”是佛教大乘语言，即法身、报身、应身；大镜圆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物我一如”则是庄子《齐物论》中的思想，两者并提，显然反映出胤禛思想中的佛道合流的倾向。

从雍正十一年开始，世宗公开下旨宣扬阐述儒、释、道三教合一、同原的道理。他说：

朕惟三教之觉民也，理同出於一原，道并行而不悖。……朕以持三教之论，亦惟得其平而已矣。能得其平，则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如异旨，无非欲人同归於善。夫佛氏之五戒十善，导人於善也；吾儒之五常百行诱掖奖劝，有一不引人为善者哉？……三教虽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然各有所专长，其各所长，各有不及处，亦显而易见，……朕於三教同原之理探溯渊源，公其心而平其论，令天下臣庶，佛仙弟子，有各挟私心，梦觉醉醒焉！（《文献丛编》上第4页）

从雍正以上的言论、诗文和实践活动来看，他为了强化封建末世的上层建筑，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在宫廷阴谋中进退有据，把握归宿，他提倡三教合一的理论动机是自觉的、明确的，也可以说是真诚的。儒、佛、道三教对封建君主来说，都有用处，都嫌不足，惟三教合炉冶之，综合使用，公心平论而劝诱之，才能使更多的人安分守己，“梦觉醉醒”。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即是封建国家上层建筑中钦定的意识形态。

胤禛在藩邸时，便自称居士，即位以后，即有《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一书刊世。居士乃带发住家信佛之人，胤禛何以命名为“圆明居士”？“心性圆明彻太虚”是佛教的解释，正如他在《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序中所言：“妙性不远，明觉非遥，朕实本一性之圆通，作五般之实语。”（《御选语录》卷十二）胤禛亦对“圆明”作过儒教的解释：

“尝稽古籍之言，体认圆明之德。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

不管“圆明居士”取自何义，综合儒、佛二教教理的本事，雍正确属第一把好手。很可能“圆明居士”命名的根据就出于儒、佛二教教理的融合。

在同一序中，雍正还说过：

朕今位居元后，岂慕作家居士之虚名，盖既亲履道场，宜宣大觉法王之正令，欲人信知，祖印亲传实有据。本来具足，言思绝处非虚说，道理昭然。

雍正说的“亲履道场，宜宣大觉法王之正令”，意思就是亲躬寺庙主持法会讲经，实事如何，下文将要述及。

雍王既居帝王之位，又欲兼做禅宗大师，其中的发展过程非常值得研究。康熙癸巳（1713年）胤禛证果得道以后，“从兹弃置语录，不复再览者二十年，此府中、宫中人人之所尽知者。”（《御选语录》卷十八）康熙甲午（1714年），胤禛自五台山朝圣后，他说自己便和佛门两不拈提，“迨即位以来，十年不见一僧，未尝涉及禅之一字，盖此事实明者少。”（《御选语录》卷十八）雍正在位的前十年，他的公开言论、公开行动确实绝少谈佛，但是他的信仰始终是存在的，他如说自己即位十年，绝未“涉及禅之一字”，佛之一事，那便绝不是事实。他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严格区分宗教和政治的界限，不允许宗教干涉政治。这时雍正独揽朝纲，勤政图治，什么都敢碰，什么都敢做，精神状态之振作，在历代皇帝中是少见的，朝廷政务的轻重、孰先孰后分得极为清楚，处置得也雷厉风行。雍正七、八年以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推求原因可能由于长期精神紧张，身心情绪受到极大影响；也可能由于政治恐怖，树敌太多，使他心魂不定；还可能由于他认为大局已定，时机成熟，这时需要以柔济刚，以弛辅张。不管是一种原因，还是多种因素，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三教合一的理论起了根本作用。前面说的鹿皮仙、龚仙人、贾士芳、娄近垣就是这一期间他所寻访或亲近的人。雍正十一年，他的一个大举动便接踵而来了，他要公开用三教合一的理论说教化谕风俗，强迫划一人们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了，他曾明确表示：

朕自去腊，阅宗乘之书，因选辑从上古德语录。听政余闲，尝与在内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入夏，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今王大臣于半载之间，略经朕之提示，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选刻语录既竣，因取王大臣所著述，曾进呈朕览者，择其合作编为一集，锡名当今法会，附刊于后。……至在内梵修之沙门羽士，亦有同时证入者六人，其所作亦附刊焉。是为序。（《御选语录》卷十九）

作序时间是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年）九月望日。王大臣八人为谁？乃是皇十六弟庄亲王允禄，法号爱月居士；皇十七弟果亲王允礼，法号自得居士；皇四子宝亲王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法号长春居士；皇五子和亲王弘昼，法号旭日居士；多罗平郡王福彭，法号如心居士；大学士鄂尔泰，法号坦然居士；大学士张廷玉，法号澄怀居士；左都御史张照，法号得意居士。这八人都是雍正最亲近、地位最显赫的亲王或大臣，其中多罗平郡王福彭就是曹雪芹的亲姑表兄。在内梵修之沙门羽士六人为谁？即是觉生寺文觉禅师元信雪鸿；圣因寺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三臣；拈花寺方丈僧超善若水；万寿寺方丈僧超鼎玉铉；海会寺方丈僧超盛如川。五僧一道，道士娄近垣就是前面说的给雍正皇帝驱邪治病的那个法官。文觉禅师也是一个大人物，据王锺翰先生说：

“然《永宪录》谓阿、塞、年、隆诸大狱，皆由文觉禅师主谋。高宗初立，严饬僧人，皆放还山；独令文觉禅师徒步南行，且年逾七十矣。……文觉能为世宗主谋，其人本领可知。惜其事不详，遍考诸书，竟无所得，仅得其所为文一首，信能文之高手也。”（《清史杂考》第161页）

雍正参佛布道的企图，他也说的极其清楚：

今见去圣日远，宗风扫地，正法眼藏，垂绝如线，又不忍当朕世而听其滔滔日下也。乃选辑从上宗师吃紧为人之语，刊示天下后世，使之摆脱生死根尘，掀翻轮回陷井。学者当知朕今此举，实为佛祖慧命所系，不惜眉毛拖地，非与十方常住行脚秉拂之徒，较论见地短长。（《御选语录》卷十八）

朕今此举，实为教外别传，将坠于地，不得已而为此。（同上）

教外别传，只是“本分”二字，安可离却？……朕愿天下宗徒，参则实参，悟则实悟，此是菩提道场，其中无求名利处，于此尚不无污染，可见从初发心，便非真实为生死出家也。（同上）

至此，雍正妄图借助佛教来维护、加强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和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目的便算一目了然了。佛门禅宗——教外别传，虽然数量日益发展，多如过江之鲫，但是质量却日益下降，一蟹不如一蟹，真心出家者甚少，求名逐利者甚多，不能摆脱生死根尘，难以忘却红尘引诱。他总结禅宗要义——“只是'本分'二字”。他热望不但宗徒要讲本分，“参则实参，悟则实悟”，而且天下广大信徒也要讲本分，即封建秩序的本分，当官要当维护封建秩序之官，为民要作依附封建秩序之民。天下的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分，从而使社会稳定，没有犯上作乱，以求大清江山的永久太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雍正十一年到乾隆三年，我国最大一部《大藏经》——《龙藏》刊世了。它的规模远远超过北宋的蜀版和明代的南、北藏版。清朝士大夫中的禅悦之风、居士之风也大大超过前代。

下面让我们再探讨一下，雍正十一年以后，他主持的法会和佛事究竟留下什么遗迹？如果有的话，又和本文的标题有些什么关系？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