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家族没有也不可能有被选入宫当皇后的女子——驳《红楼解梦》之二

霍氏等人在《红楼解梦》中称，他们用种种"秘法"来"解"出林黛玉的"原型"——是曹雪芹家从苏州买来的一个名叫"竺香玉"的"戏子"，雍正六年曹家被抄没后随曹家回到北京，雍正八年曹家将她"冒充己女"参加选"八旗秀女"、"考取才人"选入宫中，雍正十年被册立为"孝仪后"。曹雪芹与"竺香玉"旧情不断，于雍正十三年合谋毒死雍正皇帝。这位皇太后于乾隆元年出家做了尼姑，暗中与曹雪芹来往并生有一子。乾隆十六年"奸情败露"，"竺香玉"自缢而死，曹雪芹被乾隆皇帝将"奸情当贼赃"从轻发落，后"逃禅"当和尚......云云。霍氏等人在这里信口雌黄、胡编乱造，完全违背历史的真实，真不知道他们如何还能有勇气自称什么"遵循唯物主义和辨证法"。

一、《红楼梦》中的贾元春不是皇后。

为了说明曹雪芹家曾有一女被选入宫当了皇后，霍氏等人硬指《红楼梦》中的贾元春为皇后，并截取乾隆时期舒坤（应为舒敦）在《随园诗话》中的一段批语："书（指《红楼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作为证据。另外，就是贾元春省亲时所打的一把"曲柄七凤黄伞"，据霍氏等人说，周汝昌先生考证："据《雍正会典》，其时皇后以下皆用红伞，无黄伞之制也"。因此认定"曲柄七凤黄伞"表明贾元春是皇后。

我们知道，《红楼梦》在乾隆朝流布以后，即有各种附会，舒敦的批语即是其中的一种，但经霍氏截取之后，语义模糊。批语的全文是："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抄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指傅恒）家为近是"。从全文来看，舒敦所说"内有皇后"是为了附会乾隆朝的傅恒，他的姐姐即著名的"乾隆孝贤后"，根本涉及不到什么"雍正朝孝仪皇后"。而且，舒敦也不过说是"近是"而已，明显是猜测的语气。更主要的是，根本没有提到和曹家有什么关系，霍氏等人却莫名其妙硬拉来做他们的什么"证据"。

而《红楼梦》中所写的贾元春却并不是皇后，第十六回明说她是"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第十八回回目"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直接称之为"元妃"。霍氏却"遵循唯物辨证法"地硬说什么"七凤黄伞只有皇后才有"，以此证明贾元春是皇后。这只能表明霍氏等人对清朝的后宫"伞制"沿革根本毫无知识，也根本未加起码的研究，完全是信口雌黄。

清后宫的"伞制"，不管是什么颜色，都是以"凤"的多少来标志其等级地位的高低，皇后和皇太后的伞必然是"九凤"，而"七凤"伞则是皇贵妃的伞，贵妃以下为"五凤"伞，这在等级森严的清王朝是不会弄错的。贾元春省亲打"曲柄七凤黄伞"，正是清代"皇贵妃"一级的伞制。

诚然，雍正朝皇后以下无"黄伞"之制，到乾隆十四年才出现。可是不应该忘记，《红楼梦》中写贾家兴盛之事取材于康熙年代，到雍正一上台，曹家就不行了。贾元春省亲，脂批说是"借省亲写南巡"，指的是康熙六次南巡曹家有四次接驾的盛典。因此，贾元春的仪仗应该是康熙时代的皇宫仪仗，与"雍正改制从俭"时不同。《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二记载：顺治八年正月辛未"定皇太后仪仗及皇妃仪仗制"，其中明确记载："皇妃仪仗，黄缎绣七凤曲柄伞"，"诸妃仪仗，黄缎绣五凤曲柄伞"。这里的"皇妃"即"皇贵妃"，这一仪仗"伞制"始于顺治八年，而至少保持到雍正初年，与《红楼梦》描写贾元春仪仗中的"曲柄七凤黄伞"完全一致，明确表明其身份等级为"皇贵妃"。

总而言之，说什么《红楼梦》贾家"有皇后"、贾元春为皇后等等，无论是从《红楼梦》"书中"来说，还是从清朝典制来说，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二、即使真有什么"竺香玉"，则没有也不可能随曹家入京。

霍氏等人说，雍正六年初曹家被抄没后，曹雪芹的伴读丫头"竺香玉、柳惠兰"随同"归旗"的曹家到了北京。这是不可能的！

曹家被抄时，根据雍正的旨意，曹家在北京和江苏的所有房地产、家人奴婢全部赏给接任的隋赫德。隋赫德于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到江宁，不久就上了一份《江宁织造隋赫德奏细查曹頫房地产及家人情形折》，其中提到"曹頫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奴才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宠荣已极。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知照曹頫获罪抄没缘由业经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也提到此事："曹頫只京城家产人口及江苏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

这两份历史资料清楚地说明，曹家被抄时，不仅房地产，且家人（即奴婢，当然包括所谓的伴读丫头"竺香玉、柳惠兰"）"俱奉旨赏给隋赫德"。请特别注意的是，隋赫德奏折中说，后来拨给曹家的，是"在京"的房屋及"家仆三对"，而不是从江苏带去的。为什么说是"三对"而不说是"六人"或"六口"？很明显，这是"三对夫妻"，很可能是"老夫老妻"，绝对不可能是年仅十三四岁、面貌娇好的"竺香玉、柳惠兰"。

曹家有没有可能把两个伴读丫头冒充家属，或者隋赫德私下留赠曹家于雍正六年带往北京？也没有这种可能，《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归籍》载："（雍正四年）议准，八旗外任官员凡有降级、革职及升转、休致应归旗者，一经离任，该督、抚即令接任官将该员所有家口逐一详察，共有若干名册，备造清册。一面依限催令起程，一面出具并无遗漏隐匿印结，同册一并咨送该部、该旗，以便察核"。否则，"接任之官及不行察参之各上司并督、抚，皆照容留旗员例，分别议处"。不仅如此，" 沿途地方官遇有归旗家口经过，务行逐一详察，勿使潜匿在境"，"如归旗人员不候造册给咨，及沿途不俟详察家口，拨兵护送，竟行起渡者，许该地方官即行详报该督、抚，指名题参。照地程逾限、中途逗留例治罪"。不仅明确规定了"归旗"人员"家口核查造册上报"的制度，甚至还明确了"接任之官"和相关的"各上司、总督、巡抚"以及"沿途地方官"等人的"查核制度"，规定了"连带责任处罚"制度。

而且巧得很，就在曹家被抄的前一年，即雍正五年又恰逢"编审"之年。"编审"是清代八旗制度之一，每三年编审一次"八旗丁口"，如同现在的清查户口。《钦定八旗通志·编审丁册》载：雍正五年二月，雍正谕旨说"今年即系编审年份，......嗣后造册编审丁口册，俱令开写一户、另户某人某人，有官职者开明官衔，无官职者开写闲散人。满洲、蒙古旗下家奴及满洲、蒙古并汉军家下壮丁等俱开例花名，核明送部"。

以上材料说明，雍正五年经过绅审丁户口册，家主、家奴都"核明送部"，曹家即于第二年- -雍正五年被抄，北京、江苏的家奴连同房地产全部赏给隋赫德，其归旗之家属必经江苏督、抚"逐一详察、出具印结，送部、旗察核"。其留下的家奴是隋赫德拨给的"在京"的"三对夫妻"。所以，即使如霍氏等人所说，曹家真有两个伴读丫头"竺香玉、柳惠兰"，没有也不可能带至北京，更谈不上以后参加什么选秀女了。

三、即使曹家真有什么"竺香玉"也不可能于雍正八年被选入宫。

针对霍氏等人的种种臆说，我们分几点论述如下：

第一、八旗选秀女早有定制，雍正八年未有选"八旗秀女"之举。霍氏等人称："雍正八年，清宫有一次选秀女、嫔妃活动。......香玉这一年十五岁，进宫做了御用小尼"。张书才先生指出，八旗选秀女按清制三年一次，有明确记载的雍正十二年曾选过一次，推算上一次当在九年。紫军先生反驳说，张先生依据的是乾隆年间编的《国朝宫史》，雍正朝并未形成三年一选的制度，"真正形成制度是在乾隆五年"，并引《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口·选秀女》"乾隆五年"条载："八旗秀女，例应三年一次，户部请旨阅选，移咨八旗造册送部"为证。其实，他根本不懂这一条史料的意义所在——其中明明说"例应三年一次"，这里的"例"是清代法律或典制的一种，凡是处理某一事件的皇帝谕旨或者朝会议准而且"著为例"编入典籍的，就成为律条或典制下的"例"，由于是皇帝亲自所定之"例"，其法律效力甚至超过律条本身，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按老规矩办事"。可见，"乾隆五年"条记载的，只是按照"旧例"所举行的"选秀女"活动，根本不能以此推断清朝 "选秀女"的制度的制订时间。

三年一次选秀女的制度起源很早，至少在曹雪芹时代之前就已有定制，《红楼梦》这也反映出这一点。第十九回袭人说道："便是朝廷宫里也有个定例，或几年一挑，几年一入（按：从文义上看，应为"出"），没有长远留下人的理"。而且史籍记载也证实，三年一次选秀女的制度早在顺治朝就已经形成。就在紫军所引"乾隆五年"那一条前，《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明确记载："阅选秀女。顺治年间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正户军士、闲散壮丁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行文八旗二十四都统、直隶各省八旗驻防及外任旗员，将应阅女子年岁，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及族长逐一具结呈报都统，汇咨户部。户部奏准日期，行文到旗，各具清册，委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及本人父母或亲伯、叔父、兄弟之妻，送至神武门，依次序例，候户部交内监引阅"。有关三年一次选秀女制度起源于顺治朝的记载，见于历代《大清会典》，霍、紫所引光绪朝《会典事例》也照旧明确记载不误，但霍国玲和紫军先生却视而不见，只截取表面上似乎符合己说，实际似是而非的东西做"证据"。从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领略霍国玲和紫军等人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可见张书才先生的说法是成立的，有根据的。除了制度因素以外，可以肯定雍正八年没有选秀女的活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年雍正帝正患重病。这一场病，从七年冬天开始，一直到九年的九月间才见好。雍正八年夏秋之际，一度病得很厉害，多次秘密召见张廷玉和鄂尔泰等人安排后事。很难想象，病得七死八活急于安排后事的雍正，还有心思在自己重病期间（选秀女一般于十月间开始）违反祖宗定制，下诏提前一年选秀女。

第二、如果真有个"竺香玉"，即便到了北京也不可能选入宫中。

按照霍氏等人的说法，这位"竺香玉"是曹家从苏州买来的戏子，是汉女。要知道，清朝长期以来严禁满汉通婚，特别是与帝王和宗室通婚。入关初期曾有过一个短暂的开禁时期，《钦定八旗通志》卷八十五《典礼志·婚礼通例》载："顺治五年八月谕礼部曰：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军民皆朕臣子，欲其辑和亲睦，莫如联姻一事。凡满汉官民有欲联姻者，各从其愿"。在此期间，顺治帝就曾选汉官、吏部侍郎石申之女入宫，封为恪妃。但很快就停止了。印鸾章《清鉴》卷三载："入关之初，满汉得婚姻，其后多尔衮毅然禁绝之"。多尔衮当时为"皇父摄政王"，把持朝政，权力在顺治之上。他死于顺治七年十二月，也就是说"满汉通婚"最多实行了两年零四个月。

此后，满汉严禁通婚一直保持到清朝末年。顺治时执掌宫中的是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即有名的孝庄皇后，《清史稿·后妃传·孝庄文皇后》载："宫中守祖制，不蓄汉女"。另据《清稗类抄》第一册载："顺治初年，孝庄后谕：有以缠足女入宫者，斩！"当时满族妇女从不缠足，只有汉女缠足，所以这条鲜血淋淋的禁令指向非常明确。《世祖实录》载：顺治十二年七月，给事中季开生听家人说"有使者封船奉旨往苏州买女子"，便向顺治进谏。顺治明确答复："初无买女子之事。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且朕素奉皇太后（指孝庄太后）慈训，岂敢妄行？"结果，季开生以"妄听讹言，渎奏沽名，流尚阳堡 "。

直到清朝末年的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才下诏准满汉通婚，诏谓："奉懿旨：我朝深仁厚泽，浃洽寰区，满汉臣民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今则风同道一，历二百余年，自应府顺人情，开除此禁。惟宫中遇选秀女，仍由旗民挑取，不得采及汉人"（《清鉴》卷十五）。虽然允许满汉通婚，但却强调"宫中遇选秀女，仍由旗民挑取，不得采及汉人"，仍然严禁在"汉人"中选秀女入宫。

还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竺香玉"作为曹家的家奴、作为"戏子"，不仅不能参加选秀女，而且连和曹雪芹结婚都是违犯《大清律》的。《大清律例·户律》载："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清末法学家薛允升考证，这是"顺治三年就明律改定"。

霍氏说，曹頫之妻马氏将"竺香玉"收为"义女"，冒充己女入宫。这也是不可能的。前面已经说过，雍正五年二月间正逢八旗编审户口，家主、家奴俱一一"详察 "，编造丁册"送部、旗察核"。《清朝典制》一书说："对于旗人抱养民人为嗣而出生的女子，则规定必须另记档案，以防止蒙混入选"。《钦定八旗通志·编审丁册》记载："自大臣、官员以下至闲散人等，凡属正户、另户生有子女，俱令于满月时即告知族长，呈报佐领注册。再，抱养之子女亦令照此呈报注册。如非本身所生子女，妄行捏报注册，将佐领以下及捏报人一并治罪。其出结注册之参领等亦交部察议"。规定得很死，管理得很严。雍正九年选秀女，当时曹頫还是"戴枷追欠"的罪犯，马氏即使有胆量敢冒欺君杀头之罪，也根本没有办法将一个汉女、家奴、戏子冒充为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入宫中。

还有一个问题，所谓的 "竺香玉"是如何入宫的呢？按霍氏等人的说法，"竺香玉"是"考取才人"入宫的。紫军先生还煞有介事地做了什么"诠注"："才人选中后，做公主、郡主的伴读"。实在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做此"诠注"的。所谓"考取才人"，有清一代未见任何史籍有此记载，而"才人"的"位号"至少自明代后宫就已不设，仅为太子东宫次妃的封号。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东宫妃号》载："万历丙午春三月，上以皇太子第一子生，其生母为钦命选侍王氏，未有封号。......乃下圣谕，进封为才人。且赐阁部《皇明典礼》各一部，书内：'皇太子正妃封妃，次皆拜才人'，开载甚明"。而清代自入关后，史料"均不见记载"皇帝后宫还有什么 "才人"这一位号。至于说："竺香玉"入宫做了"御用小尼"，更是闻所未闻，纯属胡编乱说，不值一驳。

另外，说什么做"公主、郡主的伴读" 也是非常滑稽的。不要说史料无此制度的记载，且说雍正皇帝一共只生了四个女儿：长女生于康熙三十三年三月，未满月即死；二女生于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五十一年九月下嫁纳喇星德，死于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三女生于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也是未满月即死；四女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五十六年五月死。都死在康熙年间，没有活到雍正登基当皇帝。另外，雍正还收养了几个兄弟的女儿在宫中，但最晚的允禄长女和硕端柔公主也于雍正八年出嫁，都在所谓的"雍正八年选秀女"之前。我们不知道，霍氏等人所说的"才人竺香玉"为哪一位"公主"的"伴读"？至于"郡主"，则是各亲王之女的封号，但亲王之女是根本不可能让选入后宫的秀女去当什么"伴读"的。

曹家出身系"内务府包衣"，其女子只能参加选"宫女"，而不能参加选"八旗秀女"。"宫女"又称"宫女子"、"使令女子 "，地位低于"八旗秀女"，实为侍候皇室人员的女仆，专选"内务府包衣"即皇家奴仆之女。《清史稿·后妃传》是这样说的："每三岁选八旗秀女，户部主之；每岁选内务府属旗秀女，内务府主之。秀女入宫，妃、嫔、贵人惟上命；选宫女子（按，即"内务府属秀女"），贵人以上得选世家女，贵人以下但选拜唐阿下女。宫女子侍上，自常在、答应渐进至妃嫔"。《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会计司》载："选宫女。顺治十八年奏准，凡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年至十三，该佐领、内管领造册送司呈堂汇奏，交总管内监请旨引见"（选"八旗秀女"前文已引，不再赘引）。由此可以看出，清代选"秀女"有两种，其出身、挑选和地位有很大不同，但都统称为"秀女"：一为"八旗秀女"，为满、蒙、汉八旗的官员、正户军士、闲散壮丁之女，由户部负责，每三年选一次。选中后"或备内廷主位（指皇帝的妃嫔、贵人），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一为"内务府属旗秀女"，即内务府所管辖的"上三旗（满洲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包衣"之女，正式之称为"宫女子"、"使令女子"，每年选一次，由内务府负责，地位很低。清·昭梿《啸亭杂录》说："后宫使令者，皆系内务府包衣下贱之女"。

宫女只有在"侍上"，才封为"常在、答应"等低级"主位"，然后"渐进至妃嫔"。有子的，其子如果继承帝位，即可升为皇后、皇太后，这就是清代有"包衣"出身的皇后的原因。曹家为内务府正白旗包衣，其女子只能选宫女，而无资格选"八旗秀女"，而犯罪之人如曹頫因骚扰驿站、戴枷追欠，其女儿不仅不能参加"选宫女子"，而且只能进"辛者库"。至于曹寅两个女儿被嫁于平郡王纳尔苏和另一位王子，那是康熙帝念曹寅之母曾为其保姆的"特恩"，雍正朝六年曹家被"革职抄家"、"戴枷追欠"，则根本无此可能。

紫军先生对此也很清楚，为了让他们的"竺香玉" 能参加"选八旗秀女"，说道："曹家祖上是旗中资格很老的'旧人'，在满洲入关后，他家便由'包衣下贱'一跃而成为'从龙勋旧'了。到康熙时更是将曹家的两个女儿分别指配给两个王子为福晋。《爱新觉罗宗谱》中'曹佳氏'的提法，即可说明曹家已被'抬旗'，早已不是所谓'包汉军（错，乃满洲正白旗包衣）佐领下人"。

紫军关于曹家早在"满洲入关后"就曾"抬旗"的说法，毫无根据，而事实完全相反。曹寅在康熙四十三年《江宁织造曹寅奏钦点巡盐并请陛见折》中说："臣父玺，系包衣老奴"。直至雍正七年《刑部为知照曹頫获罪抄没缘由业经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中还明确说："原任江宁织造、员外郎曹頫，系包衣佐领下人"。雍正十三年乾隆登基时"宽免亏欠"的文档《内务府奏将应于宽免欠项人员缮单请旨折》，还将曹家列在" 包衣佐领"之下。这些都说明，曹家的包衣身份，始终没有改变。以上材料都见于《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一书，霍氏等人多次引用，不会不知道。紫军先生偏要作那样的"诠注"，这又是"遵循"的哪一家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四、即使曹家真有什么"竺香玉"入宫，也不可能于雍正十年"封为皇后"。

根据是什么呢？因为，雍正帝的原配发妻"孝敬皇后乌喇那拉氏" 雍正九年九月刚刚去世。按照清朝制度以及满洲人风俗，皇后去世有"三年丧仪"，在这三年里（定制，实际实行可为二十七个月），皇室成员以及王公大臣、各级文武官员等等，是不准嫁娶、甚至不准剃发（乾隆朝就有官员因为在孝贤皇后丧期剃发，被治罪杀头的）。皇帝也绝不在此期间立"新皇后"。

《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康熙帝发妻"孝诚皇后赫舍里氏"于康熙十三年五月因难产去世，直到十六年八月才又册封"钮祜禄氏"为皇后，是为"孝昭皇后"；乾隆帝发妻"孝贤皇后富察氏"于乾隆十三年三月去世，乾隆在关于第二位皇后即"废后乌喇那拉氏"的上谕中说："那拉氏本朕青宫时皇考所赐侧室福晋。孝贤皇后崩后，循序进皇贵妃，越三年立为后"；嘉庆帝发妻"孝淑皇后喜塔腊氏"于嘉庆二年二月去世，第二位皇后钮祜禄氏也是循序"先封皇贵妃，嘉庆六年册为皇后"，是为"孝和皇后"......。

雍正的原配发妻乌喇那拉氏刚刚在九年九月间去世，是不可能于雍正十年即刚刚过去一年就封什么"竺香玉"为新皇后。而且还可以据此推断这几年间"选八旗秀女"的情况，按照清朝定制，雍正九年应该是"选八旗秀女"之时，但奇怪的是史料中却查无关于在这一年"选八旗秀女"的记载。因此我有理由推断，这很可能由于雍正的"孝敬后"刚刚于九年九月间去世，本来按例在该年十月间"选八旗秀女"被雍正帝取消。也就是说，不仅霍氏等人所说的雍正八年，而且九年、十年、十一年都没有"选八旗秀女"，按张书才先生所说，史料记载直到十二年才有"选八旗秀女"之举。这就完全符合清朝的制度和历史的事实真相。

所以，可以看出霍氏等人关于"竺香玉"雍正八年参加"选八旗秀女"，什么雍正十年被"立为皇后"等等说法，皆是毫无根据、违背史实的。

五、从曹家没有被"推恩"，也可以充分断定曹家并无人入宫做皇后，甚至连做最低级的"妃子"的都没有。

封建时代一向有"推恩外戚"之例，清代则明确规定了推恩皇太后、皇后"娘家（母家）"的制度。《大清会典·世爵》载："凡外戚推恩，皇太后、皇后之父特封一等公，殁者追赠。其子孙世袭罔替，由该旗具奏承袭咨部"。《清史稿·外戚表》载：雍正八年曾赐推恩外戚之"公爵"以"嘉名"为"承恩公"，仍为"一等"。到乾隆十三年，乾隆认为"后族承恩，与佐命功臣栉风沐雨、拓土开疆者实难并论，俱改为三等公"。清·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记载："至于建立功勋，或上承恩眷，则有由内务府旗下抬入满洲八旗者，有由满洲下五旗抬入上三旗者，谓之抬旗。又，皇太后、皇后丹阐在下五旗者，皆抬旗。丹阐者，清语谓母家也"。也就是说，皇太后、皇后的"推恩"：一是封其父亲为公，实际上是追封三代，即皇后的曾祖、祖、父皆封为"承恩公"。而且这一公爵之位系"世袭罔替"，可以世代承袭的；一是抬旗，就拿乾隆的皇后、嘉庆帝的生母、历史上真实的"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来说，《清史稿·后妃传》中说："后家魏氏，本汉军，抬入满洲旗，改魏佳氏"。《清史稿·外戚表》载："孝仪纯皇后父清泰，姓魏佳氏，隶满洲镶黄旗，官内管领。嘉庆二年四月庚子追封一等承恩公，清泰祖护军校嗣兴、父内务府大臣武士宜追封三等承恩公"，祖孙三代都封为"承恩公"。就连皇贵妃、贵妃和一般的妃子都有"推恩"，魏佳氏就是为皇贵妃的时候被"推恩"。《钦定八旗通志 ·镶黄旗满洲佐领上》载："第一参领第十八佐领系乾隆四十年奉旨，将令懿皇贵妃之外戚人等由内务府拨出，编立本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附载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载："高名选，骧黄旗人，世居辽阳地方，国初来归。原系包衣，于雍正十三年九月奉旨：贵妃之外戚，著出包衣，入于原隶满洲旗分。钦此"；"陈善道，骧黄旗人，世居海州地方，国初率众来归。原隶包衣，雍正十二年九月奉旨：勤妃母之外戚，著出包衣，入于本旗。其族人七十余，既足为一个佐领，即编为一个佐领，令其族人管辖。钦此"。可见，不仅是皇后、皇贵妃，连妃子之"娘家（母家）"都要"抬旗"，免除"包衣"身份。

因此，如果曹家真有这么个义女"竺香玉"进了皇宫，当了雍正的皇后，曹家是应该被"推恩"的。更何况，霍氏说这位"竺香玉皇后"还很"得宠"，撒撒娇竟能骗得雍正把"毒丹 "吃下去，那么要雍正按照"祖宗典制"，也给其母家——曹家来个"推恩"，那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曹頫怎么也得弄个"承恩公"当当。公爵在清代是超品大员，地位相当显赫，曹家不早就"烈火烹油"、飞黄腾达了？可惜，没有！曹雪芹同时代或前后交往的好友，没有一个人提到曹家有人在雍正朝或乾隆朝做过什么" 承恩公"的，整个清代也未见有曹姓人封公爵。更何况，曹家的状况很糟。曹頫因"骚扰驿站"多取了四百多两银子，被治罪抄家，一直到雍正七年还在"戴枷追欠 "，其苦可知。要知道被追欠者是一直要戴枷到还完"亏空"按例"治罪"为止，《钦定大清会典·内务府·慎刑司》中载："雍正四年奉旨，嗣后内务府催追拖欠官帑及应为赋税，应枷禁锁禁者，著加枷锁禁催追，俟交完日再行治罪，著为例"，真是苦不堪言。

霍氏说，雍正七年雍正帝曾下令宽免功臣子弟" 欠银"，以"内库拨补"，"曹家应属宽释之例"。这一说法在其他一些红学家和清史学家中也有，实际并非如此。《钦定八旗通志》载有一篇雍正上谕，十分清楚地载明了这件事："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八日，奉上谕：......上年降旨，令各旗将功臣之子孙内有犯法问罪及亏空拖欠者，一一查出具奏。今年各该旗陆续查奏前来，朕详加披览，斟酌情罪。或其中勋节之后嫡派止此一二人者，如施世骅、马尔玑、三格、窝赫、王钱、苏成、马炘炎、陈朝炎、洪德标、金启复、金式训、金习礼、范光廷、噶楚哈、李天坒、孙元起、杨天枢、常履坦、陈履坦、张瑆、张珂、何绍祖、金瑗、四格、达喀、和尔图、王绩、陈奉、常履谦、郭朝政、傅善、刚爱、王拭、二成格、富宁、李隆升、顾瞻、关保住、宁古齐、刘元泰、刘元禄、常住、范时捷、范宏璧、范宏恕、夸岱、法海、庆恒、庆泰、补希、松阿延、岳兴阿、庸德、广德、额伦特、孙查齐、图思海、觉罗哈占、满保、伊林阿、阿齐达共六十一员名下，应追未完银两共五十四万六百九十五两、金五百两、米一千七百二十一担。此各项钱粮俱系国家公帑，非朕所得私自用恩豁免者。著将内库银两照数拨补，代为伊等完项。其或拟充发、监候及妻子家属入辛者库等罪者，概行宽释 "。为了澄清对曹家历史的这一误解，这里将得到"豁免宽释"的六十一人的名单一个不漏全部照抄。其中根本没有曹頫，甚至没有一个姓曹的。此后又有一次宽免："雍正八年五月初十四，上谕：......今春朕见怡亲王抱恙未痊，因思王从前恳切陈奏之意，特降谕旨将各员未完银两概行免追，以遂王之初愿"。就是这次宽免，曹頫也未被列入。直到五年后的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雍正去世、乾隆即位，才在《内务府奏将应于宽免欠项人员缮单请旨折》中提到："雍正六年六月内，江宁织造、员外郎曹頫骚扰驿站案内，原任员外郎曹頫名下分赔银两四百四十三两二钱，交过一百四十一两，尚未完银三百二两二钱"，经乾隆批准"俱予宽免"。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曹頫的案件仍由"内务府"具奏，其中说到："臣等钦遵，......将包衣佐领官兵人等内欠款，......应即分缮案由具奏，请旨宽免"。曹家"包衣"身份仍然十分清楚，这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曹家真有个什么"竺香玉"做皇后，和曹雪芹有那么深厚的感情，那么区区三百来两银子的欠项，在接二连三的几次"宽免"中顺带一笔勾销，那不是小事一桩？但是，在雍正一朝竟没有宽免，一两一钱都没有，帐算得很清楚，而且一直没有改变"包衣"奴才的身份。曹雪芹后来的遭遇是大家清楚的，哪里有一点"皇亲国戚"、"承恩公"的影子？种种事实都说明曹家没有被"推恩"，甚至连亏欠的" 宽免"都没有！

很清楚，曹家根本没有出过皇后，甚至连一个当贵妃、妃子的都没有。霍氏等人所谓的"雍正孝仪后竺香玉"根本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

六、按照霍氏等人的说法，曹雪芹早成乾隆刀下之鬼，根本就不可能去写什么《红楼梦》了。

霍氏等人写曹雪芹和所谓的"雍正孝仪后竺香玉"的结局时说，作为乾隆"皇太后"的"竺香玉"出家当了尼姑，和曹雪芹暗中偷情并生有一子；乾隆十六年两人奸情败露，乾隆帝为了不使丑闻外露，"以奸情做盗案"从轻发落，"竺香玉"自缢而死，曹雪芹"逃禅"当了和尚。且不要说一位乾隆皇帝的"皇太后"出家当尼姑，是多么轰动世听，举国惊诧；而"皇太后"竟然自缢而死，更是令人不可想象地骇人听闻，根本无法掩饰遮丑。这只有"缺乏历史知识的ABC" 的霍氏等人的"解梦"，才能想得出这样的"梦呓"之说。而所说"以奸情做盗案"从轻发落曹雪芹，以及"逃禅"当和尚之类，更是霍氏等人不懂清代法律等等典章制度，"唯物辨证"地信口胡说！

要知道，"竺香玉"做为"雍正的孝仪皇后"、"乾隆的孝仪皇太后"所赠给曹雪芹的东西，都是皇宫内的"御用"之物，即使当作"盗案"的"赃物"，曹雪芹也有"杀头之罪"。按《大清律·刑律》规定："凡盗内府财物者，皆斩（原注：但盗即坐，不论多寡，不分首从）"。清代法学家薛允升考证："此仍明律，其小注顺治三年修改，雍正三年改定"。

甚至，即使曹雪芹想"逃禅"当和尚都是不可能的。据《永宪录续编》载："（雍正）十三年冬，今上（指刚刚继位登基的乾隆）降谕严饬僧人：......定制，年五十者方许出家，......年少者敕令还俗"。曹雪芹大约死于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之间，享年不足五十岁，乾隆十六年不过三十来岁，按照"定制"是严禁出家当和尚的，即使出家也要被"敕令还俗"。更何况，即使当了和尚，清朝制度也并无"和尚免罪"之说（各朝都有和尚被治罪的案例），曹雪芹仍然逃不了按律"斩"罪之罚。因此，按照霍氏等人的说法，曹雪芹早成了乾隆帝刀下之鬼，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小说了。

这样，我们再一次充分领略了霍氏等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