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宝琴影射朱舜水看红楼里中日文化交流

红楼与日本有关系，这似乎是个荒诞的命题，但听小子一一絮来，也许倒是真实！

本文与现在中日关系好恶无关，也不谈鉴真东渡等古老故事，只说明亡清兴那些事儿！

一 《大荒东经》可能是大荒山的命名源头

新版红楼电视导演候选人胡玫的老公何新先生考证《大荒东经》的"大荒"，极为详细，但他不知道《大荒东经》可能是大荒山的命名源头，"东"的含义在红楼里是东府宁府，是满清东风，毛泽东与黛玉所说东风西风是也！

何新先生考证：《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猗天苏门，日月所生。"

山名"猗天苏门"与前面的"孳摇君羝山"，均不像汉语，看来却很像是古日语或其他东方语言的对音。案"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指出是"叹词"。《字通》考订"猗"字的古音，指出通于"阿"（"符惭'可记作"阿惭"）。日本九州岛上有一座著名火山名叫"阿苏山"，日语读作"asuzang"。而在古日语中，"火山"一词则读作"阿苏麻"（asuma），与汉语"阿苏门"（即"猗天苏门"）语音甚为接近。由此观之，这座名叫"猗天苏门"的"日月所生"之山，似乎正是日本语中"阿苏火山"一词的记音。明朝薛俊《日本考略》记："阿苏山，其石无故火起，接天。俗异之，因行祷。产如意宝珠，夜则有光。"此所记 "阿苏山"，也就是指这座火山。

《大荒东经》还记："有大阿之山者。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所谓"大阿山"，有可能也是"阿苏山"的转语。而所谓"明星"，或许是指自火山熔岩中生成的"夜光如意宝珠"。

我们从"沃焦"的地理位置（在东南大海中），这巨石的形状（方四万里），特别是其物理性质：海水注之，竟为之沸腾、燃烧、"焦烬"，却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东海中的"沃焦"，其真相，就是古代旅行者对于日本列岛上火山形态的一种夸张性描写。

东晋学者郭璞《山海经》注释："东夷传日：倭国东四十余里，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

倭国，其确切地望在今日日本的九州岛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渡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据《元史.外夷》：倭又名"倭奴"。倭奴，实际就是日本本土上的古老居民阿伊奴人——Ainu的转音。在中国古地理书中，常称中国大陆东方的居民为"隅夷"。从古汉语语音看，"隅夷"一名，也与阿伊奴人有关。阿伊奴古代曾遍布于整个日本列岛上。郭璞所引《东夷传》，指《三国志.魏书.鲜卑乌桓东夷列传》，书中记："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黑齿国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也。"

现代日本学者的研究，《三国志.东夷传》中所记的"女王国"，乃是古代日本九州岛上的一个强国，日语称"邪马台国"。如果女王国在九州岛上，那么"裸国"在其东南约相当于四国岛。而所谓黑齿国，位置应在日本本州岛的东南部。富土山则在其北侧。

明代学者李言恭《日本考》的记述，直到明代，日本贵族中尚普遍流行以染牙成黑齿为贵的特殊风俗："其（日本）士官本身宗族子侄并首领头目，皆以锈铁水浸染乌蓓子（五倍子）末，悉染黑牙。与民间人以黑白分贵贱。女子年及十五以上，不分良贱，亦染黑牙始嫁。"

《山海经》东海"大荒东"（即极东方）的黑齿国，就是指古代日本的一个方国。那么据此，《山海经》中所说的日出之地"扶桑"，其地既与黑齿国不远，那么它也在日本列岛上，

以上是何新先生的考证，但惜乎没有引证《红楼梦》，《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有小说家言鞠陵于天山上有一兽，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相传此兽极通人性可随时变为人形.！此番演绎颇得《山海经》趣味！

日本人，历来学者大都认为是苗裔的传承，而文化的传承，则是吴越，譬如红楼里宝玉的木屐，是吴越人的创造，现在已经是日本的古典关键民俗！譬如何新先生的考证日本黑齿，其实也来源于吴越，越王勾践就是"黑齿王"！

红楼开篇就是说"漫向荒唐演大谎"，把满清演绎成大荒山民，是说野人也！把宝玉影射成孙悟空（影射顺治）出世，把贾雨村（影射范文程等满清文臣）骂成野驴子，都是对山野村夫的调侃！

贾家充满了如此人物，非林如海（影射崇祯）"诗礼之族"，可不如元朝百年而亡乎？虽然清朝历史并非如此，但是小说完全可以预测满清（贾家）百年而亡！

二  宝琴与郑成功之关系

宝琴与郑成功之关系，具体请参看笔者《红楼梦问十二章经.探春宝琴逞英雄》一章。

郑成功的日本母亲，据新感觉历史小说家郝连勃勃大王考证：郑成功的童年是在日本平户度过的，7岁时离开母亲只身回国，住在福建南安安平镇（今晋江安海镇）。后来母亲被清兵奸杀，郑成功为母亲剖腹洗肠，类似日本行为方式。

真真女儿国一少女身佩倭刀，并非影射大明福建戚继光海城抗倭，而是点明郑成功之日本血缘而已！"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说的就是郑成功比南明朱王更创下了丰功伟绩！

满族古称"女直"、"女真"，明代野人女真，仍有浓郁的母系氏族遗风，但是红楼作者写真真女儿国，是说野人中也有英雄也，郑成功就是一个范例！

红楼作者虽然讽刺凤姐"恐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也是对庄妃才干的赞许！

对于南明的批判，集中在秦钟（影射福王）身上，在可卿（影射崇祯）大殡期间淫乱！

所以，红楼主题，并非简单的反清复明，而是文化批判！

三   宝琴与朱舜水之关系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明末清初时期我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1645年当清军南下之际，朱舜水曾追随鲁王，郑成功、张苍水的抗清战争。1660年花甲之年的朱舜水，在复明无望的情况下，决定浮海终焉之志，流寓日本。朱舜水七十诞辰时， 德川特地为朱舜水造了一座庭院，取名"后乐园"，1682年卒于日本，享年83岁，葬日本常陆久慈郡大田乡瑞龙山麓，依明朝仪式成坟，私谥文恭先生.

朱舜水，首先是一位另类的学者，早年"慨然绝进仕之怀"，没有参加张浦陈子龙吴梅村的复社沙龙。1638年被举荐孝廉，立刻疏辞，1645年奉召特征和授官，依然不就，不与把持朝政的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为伍。
后虽不顾波涛凶险，往来奔走沿海各地，联络义士，筹粮募兵，参与武装抗清，但决不接受任何官职。

朱舜水原名朱之瑜，"舜水"是到日本后取的号，"舜水者，敝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乡山水为号者"。显然是政治流亡，其初衷是："暂借一枝，栖息贵邦，衣粗茹藿，操婢仆之役，所冀天下稍宁，遄归敝邑。"

六十五岁那年，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应请移居江户（今东京），做了水户侯德川光国的高官。

但在他的日本学生眼里，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惟以邦仇未复为憾，切齿流涕，至老不衰，明室衣冠，如终如一"。

据清林慧如《明代轶闻》记载其遗书："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矣。"
而他死后两年，同姓的朱若极，大明血统的画家石涛，参与了在明故都南京迎接康熙圣驾南巡的仪式。

后来的梁启超为朱先生做了年谱，文末说：“我做朱舜水年谱在他死后还记了若干条，那是万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遗臣，一心想驱逐满清，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说过：满人不出关，他的灵柩不愿回到中国。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坏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果然那灵柩的生命，比满清还长，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们要去搬回来，也算偿了他的志愿哩。我因为这一点，所以在年谱后记了太平天国的起灭及辛亥革命、清室逊位，直到了满清覆亡，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偿了。假如这年谱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此类年谱没有谱后，是不能成佳作的。"

而当时的大多汉族文人，都式微了，譬如魏斐德教授在《洪业——清朝开国史》说曹寅的老师周亮工：

这类官员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周亮工了。周亮工是南京人，著名的校书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1640年进士及第，1643年曾任山东潍县知县，当时正值阿巴泰前来进攻，他竭力抵御。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周亮工正在北京任御史，但他设法逃到了南京。他拒绝臣事于福王，于1645年投向多铎，授两淮盐运使。接着，自 1647至1654年间，任福建巡抚，镇压反叛者和复明分子，战功卓著。1654年，福临遂将他调到北京，任左副都御史。虽然周亮工作为京城大官的经历是短暂的，但他仍是这一时期内顺治皇帝赏识南方士人才能的又一个例子。尽管如此，年轻的臣僚们仍不停地对像周亮工、陈之遴等旧南人归附者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腐朽的作风和懒散的官僚习气。1656年4月13日，御史王士祯再次将仕于两朝与风节衰落联系起来，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举止不端。不久，另一位御史焦聪睿对他提出了严重得多的指责，说他与另一位"贰臣"，礼部尚书胡世安暗地搞阴谋。另有官员干脆提议说政府中的南人太多了，应设法减少。顺治以其事出无据，将这些指责全部驳回。他再次肯定他的信条：关键是每个官员现在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他说："朝廷立贤无方。"然而，就在这些指责提出不久，顺治皇帝对陈之遴以及其他仍居高位的旧江南士人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南明海军的攻势暂时缓解。在郑成功的支持下，海军将领张名振于1655年重新夺回舟山岛，并控制了浙江的台州城。在1655年下半年，张名振从这一基地出发，加紧了对沿海一线的袭击。在他发动袭击的同时，其他独立结伙的海盗、匪徒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例如由沈国清率领的浙江埭头山的军队。然而在1656年初，清军击败了沈国清人马，并抓获一个人，巡抚周国佐认出此人就是张名振的儿子张文魁。这一发现使得江浙的清朝官员兴奋不已，以为拿张名振的儿子做人质，就能够说服这位海军将领投降。于是周国佐请求兵部暂缓处死张文魁，并开始设法与张名振联系。不料江浙总兵、总督马鸣珮却说，据战俘的供词，张名振看来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舟山去世了。这些战俘是最近在沿海抓获后被送到南京审讯的。马鸣珮奏道："招降之论，遂成空言。"兵部自己经过一番简单的调查，证实了张名振的死讯，就于1656年4月下旬下令将张文魁处死，枭首示众，"以示国法"。处死张文魁当然并不标志着南明海军这一特殊威胁的消失，因为张名振的海军继续由其副将张煌言率领。不过，当那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的臭名昭著的海盗顾三也于1656年秋天被抓获处死后，顺治皇帝与他的海防官员们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来自海上攻击的威胁暂时缓和，是否也意味着顺治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在1656年后，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曾庇护过的许多"贰臣"了。他现在支持对贰臣们新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弹劾。在此后的18个月里，接连地，薛所蕴被罚金，龚鼎孳被停职，方大猷锒铛入狱。而且在1657年，来自江南的一批主要臣僚，包括大学士王永吉，都受到了一宗重大科场作弊案件的牵连。就许多人看来，这一案件证实了东南士人与腐朽和自吹自擂有关。

而朱之瑜为鲁王朱以海乞师日本，却是"温柔一但付东洋"，再也没有找到回家的路，不是本人不想回家，而是家人已经"物是人非事已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