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市悲歌酒易醺——曹雪芹在北京城内的生活

胡文彬《红楼梦与北京》（图书信息、目录）

卷一 曹雪芹与北京

燕市悲歌酒易醺——曹雪芹在北京城内的生活

清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二十四日，对曹雪芹家中所有人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那一天，时任江宁织造郎中的曹，因“织造款项亏空甚多”，触犯雍正皇帝清查钱粮之命，终于被罢职抄家。从此，这个功名盖世、炙手可热的包衣世家，结束了在江南长达60年之久的“钟鸣鼎食”的繁华生活，落了个“树倒猢狲散”、“食尽鸟投林”的悲惨结局。

几个月之后，年方13岁的曹雪芹，不得不随着两鬓斑白的老祖母和青春守寡的母亲离开那“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乘着小船沿大运河北上，回到他毫不熟悉的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开始过着“贫穷难耐凄凉”的落魄生活。

江南曹家名义上是以“经济亏空”的罪名被抄没的，下场虽说有点悲惨，但要同其至亲李煦一家被抄后的情形相比，则不知要幸运多少倍了。

据隋赫德的奏折所载，曹家被抄之后，竟能得到雍正帝的恩典，“少留房屋以资养赡”。这是在雍正朝（特别是雍正初年）抄家之风中颇为罕见的例外。但正是这个“例外”，使我们可以确信，曹雪芹一家回到北京之后是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街路北十七间半老宅内的，除了自己的家人之外，还有三对奴仆相伴。据我初步推测，曹家的人口包括：曹寅之妻李氏（即曹雪芹的祖母）、曹颙寡妻马氏（即曹雪芹之母）、曹雪芹、曹、曹的妻子某氏（或可能有一子），共五六口人，加上奴仆三对，应是十一二口人，当时曹的案子还未完结，尚在京中待罪。此时曹家的生活恐怕只能靠李氏、马氏的私房钱来维持，如同宁荣二府被抄后贾母散余资一样。

其次，当时平郡王府内老平郡王纳尔苏和曹佳氏尚在世，自然会时不时地给予一些救济。

其三，曹寅生前收藏的三千余种珍贵图书与书画、古董极可能还有保留，可以不时卖掉一些以补家用（曹寅的外甥昌龄买去相当一部分藏书）。

但是这样的日子应当没有维持太久，特别是李氏、马氏两代孀妇去世之后，曹家的境况更加举步维艰。

大约在雍正十二年末至十三年（1734—1735）初，曹佳氏亡故；乾隆五年（1740），纳尔苏也撒手人寰，此后曹家的日子失去了“外援”，生活愈来愈艰难。我推测，曹家极有可能在乾隆二年（1737）之后不久便变卖了崇文门外十七间半老宅，而移居距蒜市口不远的卧佛寺内。

卧佛寺又名鹫峰寺，在广渠门内北侧。《析津日记》云：“卧佛寺，入山门有圆殿，佛立其中。后殿有卧佛，长丈余，有十余佛环立肩背后。”据张书才先生考证，卧佛寺原为三进，旧有跨院，颇具亭石花木。寺之左近，还有崇恩寺、卧云庵、增福寺、隆安寺、安化寺等，鳞次栉比，雅静幽胜。

另一则传闻说，曹雪芹落魄后，曾住千佛寺。按《宸垣识略》、《顺天府志》、《燕都丛考》诸书记载，千佛寺的寺址原在广安门内。明嘉靖年间，御马太监商尚质修建大悲观音殿，后曰“千佛寺”。经过踏勘可知，千佛寺距平郡王府所在的太平街不远，西距太平湖又近，是京城文人经常往顾的风景区之一。《天咫偶闻》记云：“太平湖在内城西南隅角楼下，太平街之极西也。平流十顷，地疑兴庆之宫，高柳数章，人误曲江之苑。当夕阳衔堞，水影涵楼，上下都作胭脂色，尤令过者留连不能去。其北即醇邸故府，已改为祠，园亭尚无恙。”清代大学者龚自珍曾作《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一首：“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可见，乾隆年间的太平湖，曾因景致清幽而颇受文人们的青睐。因此我想，可能是经平郡王府的介绍后，曹雪芹一家遂迁至千佛寺暂居。

传说中，曹雪芹曾在西单牌楼刑部街住过一段时间，可能与右翼宗学有一定关系。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中有云：“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据果毅亲王允礼《宗学记》云：“念我宗室子弟，尤教育所宜先。特谕立东西二学于禁城之左右。自王公庶位，以及凡有属籍者，其子弟愿学则入焉。即《周官》立学于虎门之外以教国子弟之义也。”（载《八旗文经》卷36）可知“虎门”即指宗学。那么，曹雪芹移居刑部街是为教书，还是为了参加敦氏兄弟的“联吟诗社”？（敦敏《吊宅三卜孝廉》诗中有云：“昔年同虎门，联吟共结社。”）尽管传说曹雪芹当时在宗学里任职（瑟夫），但我更相信曹雪芹是参加“联吟诗社”活动（故有“数晨夕”之语），而非长时间的“师生”相聚。同时我还认为，这段时光非常短暂，转瞬即逝，“数晨夕”成为敦氏兄弟一生中美好而深刻的记忆！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乾隆元年（1736），备受雍正皇帝宠信、重用的福彭从定边大将军、协办总理事务的重要岗位上调管正白旗满洲都统事务，翌年三月被派去监修盛京三陵，十二月调管正黄旗满洲都统事务，远离了权力中心。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这位刚刚41岁的一代英才梦归太虚，他同母（曹佳氏）所生的六弟奉国将军、三等侍卫福靖于同月“因足病告退侍卫”。平郡王府究竟与“当今”发生了怎样的矛盾不得而知，但这场变故给已经没落的曹雪芹一家带来的，显然不仅仅是“新愁”——伤亲之痛，对于曹雪芹思想的冲击也应当是十分强烈的。《红楼梦》中北静王的原型或取之于平郡王福彭，可见曹雪芹对自己的表兄为官为人的无限敬重。“燕市悲歌酒易醺”，固然与曹雪芹好饮有关，但其中是否也包含着他借酒来浇“胸中块垒”的情怀呢？所谓“新愁旧恨知多少”中的“旧恨”，远指曹雪芹六代祖、五代祖沦为“牛录包衣”，世代不得“脱籍”，近指曹家被抄家籍产；“新愁”者，指平郡王福彭之逝世，这正是曹雪芹此时此刻惨淡心境的真实写照！

张宜泉《题芹溪居士》诗中，有“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二句，用了两个典故：青莲，指李白，号青莲居士，唐天宝年间，胸怀远大政治抱负的李白，受友人吴均荐举，被唐玄宗征召入京，后遭谮毁而离开京城；立本，指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为宫廷画家，《旧唐书•阎立德传》附载的阎立本传中有记：“吾少好读书……唯以丹青见知，躬斯役之务，辱莫大焉！”从张诗用典来看，很可能“工诗善画”的曹雪芹曾被亲友中人推荐到内廷画苑供过职，但由于他出身包衣之家，又系抄家罪犯子弟，所以免不了受辱蒙羞。而曹雪芹一身傲骨，白眼斜权贵，自然不甘受辱，终于同李白一样，“仰天大笑出门去”。

敦诚的《寄怀曹雪芹（霑）》诗中有“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此四句诗借用“冯谖客孟尝君”和杜甫诗“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两典故，劝说曹雪芹不要依附豪门而丧失自己的尊严和著书的志向。但仔细推敲，以敦诚的为人、学识及与曹雪芹的友谊，用这样的典故入诗，恐怕不会没有实指。所以我推想，曹雪芹可能有过寄食豪门（如姑表亲平郡王庆宁、庆恒家或傅鼐家）的经历，或是为生计所迫，曾向这两家阔亲戚及本家堂祖父曹宜家、堂伯父曹颀家告贷过，因此而受到冷遇。潘德舆《金壶浪墨》中有云：“传闻作是书者，少习华膴，老而落魄，无衣食，寄食亲友家。”恰与敦诚诗中所说相互印证。正是这些事使曹雪芹精神上备受刺激，备感世态炎凉。这种心情，我们还可以从《红楼梦》中所写的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借贷和醉金刚倪二到舅舅家借钱，以及脂批中所说的“可怜，开口告人，终身是玷”等文字中，窥到一点实情。

如果说以上三点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曹雪芹一家生活困顿的客观现实，那么我们似乎还可从曹雪芹自身找到一些“悲歌”的原因。

首先，曹雪芹本是一个不知稼穑辛苦的落拓公子哥儿，除了读书吟诗作画之外，只能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之人。

其次，曹雪芹狂放不羁、桀骜不驯的性格及其强烈的个人意识、自我追求等，造成他的离群索居。清人笔记中有三则记载，其一是善因楼评本《红楼梦》第一回正文“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句上眉批有云：“曹雪芹为楝亭寅之子，世家，通文墨，不得志，遂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如杨升庵所为者。”第二则是赵烈文《能静居笔记》有云：“曹（雪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第三则是槐隐《什刹海与净业湖》中云：“雪芹官内务府笔帖试，学问渊博，曾为明相国邸中西宾，因有文无行，遂下逐客令。后以贫困而死。”

这三则记载都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曹雪芹虽有八斗之才，却是一身傲骨、放浪形骸之人，为世所不容。所谓“有文无行”云云，就是《红楼梦》第三回中后人“批宝玉”两首《西江月》词的内容：“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燕市悲歌酒易醺”，写出了曹雪芹心中的苦闷、彷徨。他想用酒来麻木自己，消解胸中的愤懑。然而，酒也给了他激情、力量、勇气，使他终于走出北京城，来到寂寞西郊人迹罕至的“黄叶村”，用如椽巨笔饱蘸血泪，完成了他穷其一生孜孜以求的痴梦——《红楼梦》！

胡文彬